书写

    写书，这是对一种神圣行为的不合法的模仿吗？而今写书的普遍化，不是一种渎圣行为？

    也许不，写书如同说话，是一种每日每时自我表述的需要，回应他人的需要。报纸与新闻信息式的写作使书写行为大大卑微化了。真正的书籍仍然是我的诱惑，总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领域，就像一个老地主，在自己的地盘里藏匿展示无限的秘密，最终把自己藏匿起来。过着一种安全而富有的寄生生活。

    当然这是懒惰行为。你已经被一种律令判了劳役，必须从没有现成字迹与书写的世界中去艰辛地从事一种特殊的翻译，寻找失去读音与意义的字迹，那些由人的痛苦和沉默构成的痕迹。你会错译，会有突然的精彩准确。疲惫、风险、妥协，总想使你钻进愉快催眠的故纸堆。真实的认知行为总是冒险在非知识领域。认知发生在尚未被知识化的领域，表述的困难也在那里:在知识与非知的边界地带，语言与前语言的逐渐变暗的区域。

    匮乏与过剩

    由于规范的缺失，过剩成了生活的唯一希望。这就像一个讽刺。因为不再有真正的经书或经典，就要购买或收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书籍。寻求真理或经典的教诲的意图最终终结于贪婪的藏书。最终以物质形式的占有暗中替代了真理或教诲的匮乏。作为阅读研究的“道问学”变成了“与其过而废之，宁过而立之”的文献绝对主义者。连最愚蠢的后世统治阶级也知道这一策略比早先的焚书坑儒更加奏效，自四库馆开，学问之道即沦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的谋生之途。博识多闻的无理繁富造就了一代贫乏的腐儒。过剩掩饰了匮乏。

    而今同样，因为说不出重要的话语，就要不停地表述，写出更多的新书，使自己处在新的短暂状态的更新之中。没有最重要的规则，导致规则的激增，导致规则的游戏化，如同写作或表述本身。过剩成为新的希望，过剩成为临时的止痛剂。

    诗歌，罪行

    法国诗人德斯诺斯从向毒气室进发的裸身死囚队伍中跑出来，给每个人念赞美诗，并且预祝好运和幸福。德斯诺斯:这是一幕恶作剧吗？邪恶神父的临终关怀吗？可是，德斯诺斯，你什么也不会回答了。

    ——无论是诗歌，还是种族灭绝，苦难与罪恶，疯狂的历史时刻，都超出了理解与语言。难以想象真的发生过诗歌史上的这一幕。诗歌与屠杀的短路链接令人惊愕。诗人属于赴死者的行列，然而有一个瞬间他从死难者的行列里站出来向将在下一个瞬间死去的人们祝福，德斯诺斯会晚于或先于他们片刻进入毒气室。在布痕瓦尔德吗？这个集中营在德国西南部埃特斯山上。无论是诗歌史还是战争史都不乐于叙述这个暧昧难解的插曲。

    遗嘱式的，或短信式的

    现代文学的经典时代，写作是“遗嘱式”的，作家为后世而探索着语言的炼金术，为此他能够也必须忍受现世的沉寂，甚至自觉不可一世。是什么样的秘密将会在这些话语和文体中被传递下去，而且继续有效，甚至如《红楼梦》或夏多布里昂的《墓外回忆录》要直到后世才开始生效？遗嘱自然是应该在说话人死亡之后才被执行。

    今日的写作越来越受新闻报道的影响，即时反应、紧跟着公众每一个、每一天的敏感点与兴奋点，紧跟着报纸和电子媒介的步骤亦步亦趋。一切言说、包括文学话语似乎都失去了形式的信心。是的，文学、诗歌等等，失去了形式的自信，形式的尊严。对经典时期的写作来说，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剩余价值是从文体或独特的修辞形式中产生的。

    或许应该公正地说:公众不再相信诗人仍然梦寐以求的形式，不相信某种文体还会在它所报道的事件之外发挥文体的价值。文体的影响在减弱，叙述的困难和千锤百炼始能言说的信念，“不学诗无以言”的教诲或“道可道非常道”的警示似乎都成为被背叛的遗嘱。

    文字，最终在向声音靠近。文字放弃它数千年的训诫、启示和神圣性，成为传之不远的即时表达的脆弱载体。文字羡慕声音的即时传播并化为空气的一阵振动。文字的奥秘不存，文体的尊严不再。在诗歌和文论小圈子里废除语言的所指之时，信息社会废除了语言的能指。它们从真理、美简化为知识，再简化为信息。另外一种对应的简化等式是:先知、认识主体、信息终端。

    在所谓“媒介即信息”的时代，人们假装媒介是透明的。人们简化了话语媒介也就简化了整个经验世界，这恰好与智慧的弱化相一致。世界空洞了。匿名的话语洪流之下，主体因为不能在任何一句话上签名而消失了。感知的中心沦为信息覆盖着的空洞。书写在这个时代犹如没有子嗣的孤独活动。正如一切过时的行为都充满悲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