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认定以司马迁为师，有追根溯源的文化明智，却少魂魄相随的生命感应。学生余秋雨，在对《史记》的理论评价上，只言不提“实录”精神，不提其胆识过人之处。也就是说他重视了《史记》的表层而忽视了其内质。因而，余秋雨的散文作品，也多俊思巧言而少质直刚毅，对历史与现实的暗处不能放胆批判，少有“实录”精神。

    学问的大厦，必须有坚实的基石，一个人可以有失误，但不能无视这种失误，更不能嘲弄对失误的匡正。那种忽视基本功夫而任意驰马，虽然有天马行空般的快意与敏捷，但却使文化失去了坐标，失去了严肃与庄重。一个文化名家的失误其影响犹大，谬误流传，以讹传讹，易使民族文化漫漶而失去凝聚力。

    一

    余秋雨，当代文化名士，足迹遍及海内外，身影频显于电视荧屏，常有作品登载于名报大刊，其知名度在文化界难有出其右者。

    何以如此获得大名？窃以为，他走的是一条学者作家化的道路。他以开阔的视野，灵秀的巧思，灵动的文笔，以锦绣江南的秀色作为背景，天马行空般游弋在中国文化的云天之上。他将学理融化于世俗，将审美活力注入僵冷的历史，使学术通俗化，使散文知识化。如果说，过去的中国现当代散文，大多是作者抒发自我的感性散文的话，则余秋雨以连篇累牍的创作实践，拓宽了以述写历史和文化的知性散文的创作道路。因而《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它们很大地满足了人们对历史与文化通俗的审美解读，起到了雅俗共赏的功效，顺应了时代与群众的需求。所以，他的书一时畅销海内，致使盗版蜂起。

    余秋雨的知性散文，看似新创，其实源远流长。上世纪中期，脍炙人口的同类散文，便有史学家翦伯赞的名篇《内蒙访古》。上溯古代，更有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这并非我的随意比附，而是余秋雨本人铿然有声的回答。他在《寻觅中华》一书中清楚地表白:“多年来我一直被问写作散文受谁的影响最深，我曾经如实地回答是司马迁……年岁越长，披阅越多，如果自问最倾心哪位散文家，我的回答依然没变。”

    余秋雨果然学来了司马迁的一些笔法，文章有人物，有性格，有收纵，有因果，“有边走边叹，夹叙夹议的自由空间”，还有“不必刻意串络却总在四处闪烁的明亮碎片”。(余秋雨语)聪明的余秋雨，在人们大多对中国历史的茫然中，捡拾了一些明亮的碎片。因而，遂有《苏东坡突围》、《笔墨祭》、《千年庭院》、《风雨天一阁》、《一个王朝的背影》、《抱愧山西》等佳作陆续问世，成为人们案头的清供。在这里，文史融为一体，既有历史之人物情节，亦有文辞之优美高雅，更有灵巧的文化思辨，使中国历史写作本已蔓荒的旧径，重新清扫而展布鲜花缤纷的文路。于文学界而言，因余秋雨的系列散文，而领略了知性散文的魅力。

    余秋雨拓荒有功，成了知名的学者和散文家，从而占据了国内相当的人文空间，也因此而导致人们对他的严格审视与关切。对于文史融为一家的知性散文，古人已深有研究，并以胆、识、才、学作为衡量作品价值高下的标准。余秋雨认定以司马迁为师，有追根溯源的文化明智，却少魂魄相随的生命感应。司马迁之历史散文贵在说真话的“实录”精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种高于生命的追真求实态度，体现了文化无上的尊严，是文化修养的深厚积淀，是人格修炼闪光的结晶，从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发出了奇崛响亮的声音。司马迁是无性的血性男儿，是屈曲的刚直丈夫，秉笔直书，不违天地良知，较之于才学，司马迁的胆识尤为突出，这是他《史记》成功的首要因素。学生余秋雨，在对《史记》的理论评价上，只言不提“实录”精神，不提其胆识过人之处。也就是说他重视了《史记》的表层而忽视了其内质。因而，余秋雨的散文作品，也多俊思巧言而少质直刚毅，对历史与现实的暗处不能放胆批判，少有“实录”精神。作为知性散文的《史记》，被鲁迅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要知道，《离骚》中有哀怨与悲愤，决非只是美丽的思索与充满诗意的颂歌。

    二

    作为胆识、才、学之中的一个要素学问而言。在我们“老五届”(即“文革”期间在校的五届大学生)这一代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先天不足在于国学根基差，后天失调在于外国语言与知识薄弱，这是时代使然。虽然余秋雨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勤奋而聪明的佼佼者，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这种缺陷。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不时发现一些知识“硬伤”，便是这种反映。有人曾经指出了他的一些错误，他缺乏应有的“社会性诚恳”(余秋雨语)，缺乏学人必需的谦逊，反而将之视为嫉妒者的吹毛求疵，视为只能咬文嚼字的孔乙己。

    在此，我想借用一下北京大学教授、中日文化交流史专家严绍璗在《我的老师》一文的注解中，对中央电视台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赛的“知识评委”的批评。他说，一个青年歌手说了一个故事，他曾将“漷(huo)先寨”错读成“郭先寨”，由此闹出了个笑话。这个“知识评委”非但没有肯定其歌手认真求实的态度，反而对此进行了类似上述态度的一番调侃。这个“知识评委”不是别人，正是余秋雨。严绍璗与余秋雨对此事存在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在北大求学任教五十余年，深深赞叹北大具有世界眼光与严谨认真的学风，并以老师的教诲为例，说明了知识上一丝不苟的重要性。严绍璗亦出身于上海，中学毕业于复兴中学，为何与余秋雨的治学态度如此南其辕而北其辙？是北京大学与上海戏剧学院的学风差异呢，还是所谓的“京派”与“海派”风格不同？

    学问的大厦，必须有坚实的基石，一个人可以有失误，但不能无视这种失误，更不能嘲弄对失误的匡正。那种忽视基本功夫而任意驰马，虽然有天马行空般的快意与敏捷，但却使文化失去了坐标，失去了严肃与庄重。一个文化名家的失误其影响犹大，谬误流传，以讹传讹，易使民族文化漫漶而失去凝聚力。

    相比于知性散文而言，余秋雨的感性散文则较为逊色。知性散文记叙的是他人，而感性散文抒发的往往是自我，个中尤其需要自己的真性情。余秋雨的感性文章，情感指数不是很高，一些怀人篇什是其指数较高者。其中虽然也有个人真情的流露，但言辞中有时有意无意间炫示个人的学识，从而减弱了情感穿透的力度。也可能由于人生的顺达，他对人生的曲折悲欢，尤其是底层民众生活的酸甜苦辣，缺少强烈的生命感受，虽有家庭中“文革”一时的冲击，但很快则肥马轻裘，风光无限，使得他的感情历程，变得华美无痕，对他人的苦难，也便无动于衷了。在《吴航船》一文中，他回顾了“文革”中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劳动改造的一段经历。一个“漂亮热情、善于交际的女学生”在清查运动中被打成了小集团的“外交部长”，被逼无奈，投水而亡。面对这样令人扼腕的事件，余秋雨居然以颇富诗意的语言，描述了这位美丽女性的悲惨结局:“她的衣衫被撕开了，赤裸裸地仰卧在岸草之间，月光把她照得浑身银白，她真正成了太湖的女儿。”于此，不得不让人惊讶，余秋雨的情感为何如此漠然？他无视人间苦难，藐藐然高踞在九天云端之上。

    他的最真切的感性散文，莫过于他的博客文章。他自谓不看报纸不上网，却屡屡写博文给人们看。他最有影响的博文，恐怕是“含泪劝告”汶川地震中因豆腐渣校舍而夭亡的孩子们的家长，停止问责追查，激起了网友们一片批评之声。此事，当然难以一言蔽之，但是，作为一个社会闻人，一个以情性为风标的文人，首先应该心怀悲天悯人的人道精神，推己及人，为失去孩子们的家长悲痛，为他们愤怒，然后才是讲求法律程序与方式方法。余秋雨颠倒了这种程序，从而使自己站在弱势群体的对立面，含混不清地成了可能浮现的某些贪官污吏的挡风的墙。难怪人们将之与山东作协某副主席“纵做鬼，也幸福”的一段妙词奇句联系在一起，认为是汶川地震之后的异声。

    三

    余秋雨曾以蔡京、秦桧、周作人等人为例证，认同“文化人格与政治人格”的多元性。而我则以为，文化人格与政治人格大体是一致的，具有一元属性。一元属性是人性的自然。只有在专制政体的桎梏下，才使有些人人性扭曲，出现双重人格，这是有悖于人性自然的畸形发展，不应肯定，更不值得弘扬。相反，颜真卿、文天祥、闻一多、朱自清等一元人格的人值得大书特书。世界走向未来，人格更趋一元，人性会更为自然健康。散文是一种抒发性灵的文体，要求人性的真实与舒展；而且，它也很难作伪，很难掩饰自己真实的胸怀和情性，尤其对于感性散文而言更是如此。政治是非可能产生动态变化，有其变异性，但人民群众永远是政治变异的是非基石，那种体现人道、人性的文化人格总不会与人民性的政治人格相悖谬。一个散文作家，只有具备人道精神和人性正义良善的基本品质，才能书写真善美的文章。作为一个中国当代的文化人，除了应具备人道人性的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外，也应具备积淀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道德观，需要蓄养自身的浩然正气。浩然正气，千年流布于华夏士林，正如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愿我们的文章，有现实担当，有人格风骨，有真歌哭，敢于歌颂伟大，赞美善良，批判历史，针砭现实，不为金钱所左右，不为权力所异化。这样的文章，具有现实生命，也将传之久远。愿共勉之。

    余秋雨与我，是同龄人。光阴倏忽，我们都已进入耳顺之年。回首六十余年纷繁年华，深感时代之须臾，人世之匆匆。我们都是历史匆匆的过客。作为文化过客，总要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思真实地告诉当代人和未来者，从而也将获得自身的历史文化定位。因此，我们要考虑今天，也要考虑身后的认同。历史总要凝滤世间浮华，积淀人性，积淀风骨，给你一个公正的评价。生前身后名，孰轻孰重，各人自有选择，也应有清醒的选择。

    文章至此可以作结。眼前悠然浮现我与余秋雨的一面之交。那年，我在广州筹办《东方文化》杂志，组稿至沪上叶永烈家，念与中学同学的情分，余秋雨打着雨伞，步行二里前来与我晤面，相谈甚欢。至今，此情此景犹历历在目。因有一面之缘，也就格外关注他的文章和行止，为其喜，亦为其忧。今天直言相谏，逆耳违听，不知可否平和相待，听取其一二，倘如此，则幸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