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破8”时代到来，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本届政府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增加？地方债和影子银行会不会引发危机，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造成系统性影响？如何评价过去运行了近20年的城投公司模式？本届政府宏观调控的思维为何是以调结构为主？如何判断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增速等，就这些问题，南都专访了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

“调结构是本届政府的基本思路”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中国这一轮经济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张军：原因很简单，之前几年靠刺激需求推得太高了，不能维持下去。中国经济近两年的增速开始逐步回落，现在跌破8%，首先要想的一个问题是，经济的增速可以由超高的需求来维持吗？我说的需求，即是凯恩斯所说的总需求的问题。当然不可能。因为可能有很多原因导致被刺激出来的需求不能持续维持，与吃兴奋剂一个道理。难以支撑之前高速增长下供给方面的产能。结果就是产能过剩，企业开工不足，投资意向下滑，财务和盈利状况恶化，包括之前很多行业，像钢铁、家装等。最近公布的五大商业银行的盈利状况也不如预期。

所以，中国经济这两年增速下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总需求在此之前被刺激，推得太高了。2008年之后，政府出台了4万亿刺激政策，进行大规模的信贷投放，通过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平台，推高了投资的需求。这些资金大部分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和房地产业，房价飙涨。因为打了这针力度很大的兴奋剂，经济出现了短期内的繁荣。不仅地产业，还包括与此相关的钢铁，家装，建材等行业，这些派生的需求都被拉起。这不是一个正常的需求增长，当然不能维持。

只要政府回过头来采取一个相对比较冷静的低力度干预，经济增速自然就会回落。需求的背后是信贷，信贷的背后是债务，所以一旦经济下滑，马上就会出现地方债务会不会有风险，债务链条会不会断裂，支付上会不会有问题等。现在中国就进入了债务的收缩期。

第二个原因是政策在短期内是维持需求的一个很重要的变量，经济回落时，政府可以动用货币或财政政策，阻止经济下滑。但过去两年，经济下滑的势头没有扭转，回头看是政府没有动用政策，搞宏观调控呢？基本没有。中央政府容忍了这次经济的下滑。虽然它不是袖手旁观，但显然不想重复前届政府的那种做法。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本届政府为什么会作出这种选择？

南都：这里请允许先打断一下。2007年底发生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迅速放宽了购房政策，在信贷利率优惠和首付等方面刺激房地产需求。房价迅速飙涨，后政府不得不又回头重新调整，在2010年底搞严厉的限购限价政策。这轮经济下滑与政府对房地产业调控的思路不清，来回搞折返跑，有没有关系？

张军：当然有关系。先刺激后抑制，会导致企业大面积的决策失误，很多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后限购限贷，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甚至限制银行的信贷方向，总需求当然会迅速回落。

南都：本届政府为何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增加了？

张军：这反映了本届政府对经济的基本思路和取向。中国经济增长到今天这种状况，速度稍低一点未必是什么太坏的事。但我认为大幅度降速肯定是坏事。速度低一点可以进行一些结构性调整，把经济拉到产业升级的轨道上来。经济不是原地踏步，可以慢一点，但慢一点不是没有方向，而是要着手产业升级。当然，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经济能否成功升级现在还不清楚，但调结构，促升级是一个基本的思路，所以就增大了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

李克强总理也给出了一个经济增长的上下限问题，这种思路是过去30年中，中央政府没有出现过的。只要经济不滑出下限，中央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调结构，而不是稳增长。若经济增长滑出了下限，才会回到稳增长上来。

地方债是一个可化解的问题

南都：伴随着这一轮的经济下滑，去年有两个问题引发普遍关注，就是地方债和影子银行问题。在你看来，这两个问题会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构成多大的影响，会引发危机吗？

张军：地方债和影子银行的确构成一个问题。当经济增速下滑，收入下滑，地方债务的偿还能否持续，银行表外的的信贷业务扩张会不会带来危机，自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引发普遍的关注。其实，回头来想一想，这些都是当初打兴奋剂的恶果。

会不会带来危机？其实是说地方债和银子银行问题有没有解决？会不会对经济造成系统性的影响？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现在国际上的一些投行，包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唱衰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两个问题，说中国解决不了。这种说法多少有一点夸大其词。

地方债近年累积的速度确实比较快，各种不同的统计口径是总量大致已高达17万亿，但实际上占GDP的比重连30%都不到。与全球其他国家比，在规模上并不大，是可控的，也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100%以上。但规模不大，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一些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县市的确欠了不少债，这些债务怎么解决？发达地区相对要好很多，所以地方债的问题，反映在中国各地是不对称的。这些债务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县市。

其次，若出现风险，中国有没有办法解决。在我看来，中国有足够的办法解决。这些办法包括转移支付，因为中国政府的财务状况远远好于其他发达国家。二是可以展期，这些债务的债权人都是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上世纪90年代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出现了大量的三角债，当时为了处理这些债务，也累积了不少的经验，即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债务重组。这种方式中国仍旧可以再用。

地方债和影子银行的问题，在其可能引发风险之前，要当做一个问题事先化解掉，早解决比迟解决要好。从去年的动作看，中央政府对此也是足够重视的。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这些债务产生的机制，把源头断掉。从中长期来看，地方政府的投融资体制要改革。地方政府为了增强竞争力，融资去搞基础设施建设是可以的，但这种以土地做抵押的城投公司模式可能要改，要转向利用金融和资本市场，以市场化的方式公开发行债券。

公开、透明是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基本准则。这就牵扯到影子银行的问题。现在的这种城投公司的城市化模式，问题就集中在不公开透明上，以至于审计署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搞清楚。这比债务规模本身的风险更高。

南都：也有一种声音，是认为地方政府以平整后的土地作抵押，向银行或资本市场融资，风险不足为虑。因为现在的银行早已不是国有的银行，而是独立核算的股份银行，产权界定清晰，若借钱给地方政府有巨大的风险，它们不会那么蠢就借了。恰是中央政府的这轮限价限购的严厉调控，致使地方政府的土地卖不出去，整个的债务链条才有了问题。

张军：让人担心的就是，银行在评估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时，会考虑道德风险，会认为这个债务最终会由政府来买单，会由中央政府来托底。中国整个投融资系统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不能假设最终政府会买单。现在民众去买理财产品，也是假设买国有银行渠道的理财公司会刚性兑付，不知风险要部分自我承担。这个道德风险必须去掉，而这一轮的金融改革恐怕就是要打破这个神话。今年年初中城公司30亿元的信托兑付危机，据说最终政府没有出手，据说就有这方面的考量。

南都：你如何评价现在的这套已经运转了近17年的城投公司的城市化模式？

张军：经济要发展，土地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而中国的土地使用权在地方政府手中。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分成，高效使用土地双方皆得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此问题上激励兼容。而中国有近3000个县，各地竞相发展经济，竞争激烈，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升迁考核又与地方经济增长挂钩。所以，各地县市之间都在想着如何盘活土地资源，高效配置，产生更高的租值。

过去近20年，地方政府补偿征地，平整好土地后，以此作抵押向银行融资，并配套建设好管线道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出售给开发商。有了盈利后再进行新一轮的滚动开发。这是一套很高效的城市化模式，城市扩展很快，民众居住条件改善飞速。

但任何一种模式都不是一劳永逸的，都会随着条件的变而变。城投公司的模式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拆迁征地补偿的成本低，现在经过20年的发展看，这个条件不具备了。而且很多地方可用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当政府平整好土地批租的收入不足以弥补拆迁补偿的成本时，这套模式就玩不下去了。我的判断是，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接近这个阶段了。现在一些发达地区，土地财政的收入占比是快速下降，也表明了这点。而在中西部一些不发达的县市，这套模式还是可用的。这就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带给中国的独特之处。

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乐观的理由

南都：是你最早指出李克强的经济学不是通缩经济学而是结构经济学，影响很大。后被国外的投行总结为不刺激、去杠杆和调结构。为什么本届政府会形成以调结构为主的思路？

张军：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政策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学界的共识。经济学界一个共识是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可从与中国经济增长类似的东亚经济发展的历程上，观察到一些相似之处。任何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的时间都不是永续的。在什么时候会减速，中国是不是到了一个减速期，这就要看中国经济的人均G D P和发展到了一个什么阶段。经验上的一个大数统计是，当人均G D P达到发达国家一半的水平时，经济增速会换挡，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经济增长由生产率决定。随着与发达国家生产率的差距缩小，学习效应递减，经济的增速会下来。当然学界现在有争论，就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多高，有的悲观，有的乐观。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认为还是在7%-8%之间。有的悲观的可能认为会在5%以下。接下来经济增速会下滑这种共识会影响本届政府的思路。

李克强总理提出了换挡期的概念，潜台词也是认为会出现两个高低不平的增长阶段，中国经济会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增长。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可能都处于这种换挡期。转换就意味着产业的升级，意味着结构的调整。原来的一些低附加值、高污染的企业可能要迁移，或被淘汰。产业升级过程中，人力资本、研发、管理、市场开拓能力等能否跟上，现在还看不清，因为这是要与欧美日生厂商的需求市场展开直接竞争了，不是那么容易的。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承载力出现了拐点。过去高速增长时期，使用的资源、能源多，污染也多。去年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的雾霾天气是个重要的信号。虽然污染是各国发展必经的阶段，但雾霾的出现，标示中国要进入治理阶段了。治理也意味着要调整产业结构。

南都：你为什么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速如此乐观？

张军：一是中国经济一直在发展增长的轨道上，没有脱轨；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在，人均G D P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的人力资本增长，民众的知识更新还很快；三是中国与当年的东亚经济增长有比较类似的体制。政府把经济增长当做解决其他问题的基石，这是东亚成功转型国家或地区很独特的一种政治思维。经济增长优先于社会和政治转型。这种思维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再谈政治转型会是因为后者实际上是前者内生出现的现象。而且，经济发展需要很好的秩序，但秩序并不容易建立起来，所以，先不能乱了秩序，不然经济不能发展。像南亚、拉美等国，把这个顺序倒过来，为了经济增长，而先进行政治转型，往往就失去了应有的秩序。没有秩序的体制是很可怕的，经济发展步履艰难。所以，我认为，东亚的不同就在这个方面。

南都：回头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6年，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经验可以总结？这些经验构成的知识，构成的因果关系现在还在不在？能否对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增长有一些启示或借鉴？

张军：现在总结中国经济增长或转型成功的经验，个人认为还是有点早。中国当然积累了一些经验，包括刚才讲到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的排序选择上。但另一点，也是我有时在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崛起是非同一般的。通常一个后发国家可能在某一个产业上，比如韩国是电子、日本是电器和汽车，但中国市场规模大，在制造业的每一个链条，每一个区段上都参与了全球化，参与了全球分工，这个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含义要深入研究。中国经济不增长，对全球经济来说当然是灾难，中国经济增速太快，也会造成全球很多国家的恐慌。如此全面参与全球分工，中国收益巨大。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受到的冲击最小，也是因为这个世界对中国的制造和产品越来越依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