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轮地方政府“救市”背后的个中原因，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政策环境与2011年时有明显不同。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大胆出手“救市”，不仅仅是出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考量，还在于当前的政策环境，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大操作的空间。该人士表示，这种“救市举措”或许有两个重要的政策因素值得关注：

　　第一，“分类调控”的原则。分类调控意指针对不同地区的市场差异，允许各地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不搞“一刀切”。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在今年的“两会”期间表示，地方政府能够自行调控的，就不要由中央政府来调控。

　　第二，新型城镇化的大局。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广大中小城市的房地产业将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的提法，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小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待挖掘，激活房地产市场也可为中小城市聚集人口提供条件。

　　事实上，多数业内专家更倾向于管住地方政府的救市之手，而让房地产市场自发调整。有观点认为，启动大手笔的救市行动，会继续助长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独大的局面，不利于地方经济长远发展。因此，分析人士普遍预期，尽管给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调整空间，但中央政府仍会设置“红线”，从全局高度掌控楼市调控政策的大方向，对尺度过大的救市行为进行约束。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陈国强认为，在这种约束下，何时救？怎样救？正在考验地方政府的执政智慧。对于破题之道，他表示，一是矫正既有政策缺失，改变过去一些简单粗放的做法，但也要防止矫枉过正；二是把握政策调整的尺度和力度，不触碰政策红线与底线，即主要在短期政策上做加减文章，不触及长效与常态化政策；三是先行一步提前兑现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

　　另有专家指出，已有的“救市”举动可能会受到跟风模仿，但并不会转移至市场供需形势仍相对严峻的一线城市。借助行政手段对一线城市楼市进行约束，仍然是未来的政策方向，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