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受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鼓舞，进入2013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中期成名的小说家们，突然列队展示他们新作，以至于年中时就有媒体推出整版文章《2013，“老兵”归来》以示庆贺。文章中所列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余华、苏童、阎连科等名家的长篇新作，让文学界眼前一亮。新近《人民日报》副刊更是整版转发了《日夜书》的节选及评论。由此，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态：此前和新近的一些文学评论期刊和报纸的文论专版，以及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或连篇累牍，或以专版方式对名家新作的关注评论，显示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两方面的协作和繁荣。“老兵”们——实则是小说名家们———为我们当下提供了，或者说奉献出的这般繁荣，且好评如潮，确是一桩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文学的大事和好事。也许，它让中国的文学，至少是中国的当代小说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姿态，显示出动力和生机。不过，在名家小说创作这般繁荣的同时，以及与此名家相关的文学批评的繁盛，我却看到了与创作相关的文学批评的另一面：文学批评成了名家新作的超级粉丝。虽然在众多的此类文学批评中，不泛独具慧眼别有性灵的批评文字，如程德培关于《带灯》《日夜书》及其作者的批评，让当下看到文学批评有别于“学院派”或“学校派”古板程式化的另一种文学批评样式。但是，如程德培这样的文学批评太罕见了，更多的则是扮演的“名家新作的超级粉丝”。

　　名家新篇的被关注，不仅仅显现出名家新篇的文学成就，同时也显现出阅读者对好作品的审美追求和热情向往。或者说，在这些作品里有可能成为经典的一种期待。问题不在于名家或名篇不被追捧，而在于名家之外的新人不被文学批评所关注和看重。我们知道，文学批评不仅关注文学创作的某一时段的创作业绩、创作走向、创作兴趣、创作异变；文学批评，其实还应担负起对新作和新人的关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关注新作和关注新人，原来就是一个优秀的传统。鲁迅对新人新作的关注和爱护不仅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众所周知，像对柔石、殷夫和初来乍到上海的萧军、萧红新人新作的关注，超出了批评家与作家作品的中立立场，显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真情。1949年鼎新后，任文化部长的作家兼批评家沈雁冰，依然对新作新人特别是青年作家关爱至深。我们还知道，新时期文学里的名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和《哦，香雪》，就是在孙犁的关注下引起当时文坛重视的。而当时的周克芹、铁凝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时光过去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风景了。

　　不过悖反的是，就在这样一个碎片化时代里，长篇小说一年要生产3000多部。在这既碎片又大量生产长篇小说的时代里，无论是大学的和专门的文学研究机构，还是各地作协的专门机构，以及少得可怜的文学批评者，要求这些人对所有的作品，都有所顾及，显然对于批评家来说，有些苛刻，也不可能。但在我看来，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所要追问的是：在这种碎片化且又巨量生产小说作品的时代里，新人的出现、成长以及消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而在这种出现、成长与消失的过程里，文学批评显然不只是旁观者，文学批评担负着共同参与和共同建构的任务。于是话题如本文标题所示，在文学批评共同参与和建构的过程里，真的不再需要如鲁迅、沈雁冰、孙犁那般的古道心肠，而只需要追求文学的轰动效应，或者追逐名家作品带来的商业利益最大化吗？追逐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并不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罪过，只是它可能忘记了文学及文学批评还有的纯粹的一面。

　　对于批评家来说，论新人新作需要付出些代价。其中，冒险就是一种代价。因为，谁也不能认定某一新人新作以后的走向，历史的、美学的、传统的、前卫的等等，很难从某一篇新作里去指出新人新作的前景和潜力。许多时候，这会让批评家犯疑和踌躇，也会让批评家费力而不讨好。论及名家新作，大致可以从名家之前的作品里，不那么需要调整批评者某一固定观照，或者说批评者可以从名家大家的新作里看到以往的旨趣和表征，轻车熟路地撰写文学批评。而且，名家写名家，无论批评者和批评本身，还是所论的作家和所论的作品，说得轻的是皆大欢喜，说得重一点是“利益攸关体”。这显然是当下创作与批评的常态，也是我们早已经熟悉了的情景。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看看文学批评期刊，以及报纸的副刊，我们就会知道，论及新人新作，除了不会有这种皆大欢喜的场面外，而且极为吝啬。这种对新人新作的态度，成了当下文学批评普遍现象。

　　喜好和选择，是文学批评家的自由，同理，纸质媒体的文学批评期刊和报纸副刊一样也有这样的自由。前面已述，这种喜好和选择可以放大名家新作的接受和影响，也可提升读者的审美旨趣，于己于他于读者都是一件善事，本无可厚非。问题只是，当文学批评关注的焦点以及范围仅限于名家新作时，文学批评的另一份担当———即关注新人新作却被放弃，或者说被遗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