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想象得到的是:大概被他批评过的作家，轻则在公众场合相遇时会向他翻白眼，重则在背后吐唾沫、谩骂，当然也可能把他告到法庭上去，也曾有过拳脚相加的个别案例。鉴于某些作家长期养成的心理习惯，被批评者也可能将他“居心不良”的批评行为告到主管部门去。其次，他的“毁”人行为，也可能招致同行的鄙视和疏离，害怕与其为伍;同时，这样的批评家如果没有“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甘于孤独的精神和胆魄，大概偶尔“毁人”一两次，也就赶紧“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与作家和批评家同行共谱“和谐”曲了。

    因此，恕我直言，“毁人不倦”的批评家，在当下中国文坛恐怕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因为这太有悖于中国做人的常理常情了。我们这里通常描述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既是“战友”，岂可“毁人”还“不倦”?

    也因此，当我看到某篇文章介绍德国享有世界声誉的批评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其一生批评的座右铭是:“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做批评家”时，脑门就“轰”地一声:惊诧、意外、震动!更过分的是，拉氏还认为，批评家的一项天职，是给作家“颁发死亡证书”。拉尼茨基既然以“毁人不倦”为座右铭，那么他的一生究竟“毁”掉了多少作家呢?未见更多资料介绍，我想找他的批评著作来读，目前也找不到汉译本。只有找到一些零星的介绍资料。他自己写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也已经早就脱销。从不多的介绍文字可以了解到，拉氏的批评文字确实犀利、及物、毫无顾忌。同为批评家的约翰姆·凯泽称他是“最令人生畏，最引人注目，所以也最招人恨的文学批评家”。他在批评作家瓦尔泽小说《爱的彼岸》时，直言这本书尚在“文学的彼岸”，“为他好，同时也为了我们自己，希望这本书尽早被人遗忘”;他在评论格拉斯的《说来话长》时，刚说完某个段落写得尚好后，就不无刻薄地讥刺“这本781页的书，就这5页拿得出手”。格拉斯何许人也?1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啊。在格拉斯获得诺奖时，拉尼茨基在表示祝贺后说:“即使这个奖对格拉斯是合适的，我们也不应该隐瞒，他主要是以早期的作品和一些中期的作品获得该奖的。他最近的几本书，让我和更多的人失望。”

    因为“毁”人不倦，拉尼茨基招来被批评者的厌恨是必然的。他在给作家“颁发死亡证书”时，也有作家希望早日参加他的“葬礼”。有一位作家，在对他的批评厌恨至极后，居然以他为原型写了一部小说《批评家之死》来诅咒他。此事在德国学界和读者中曾引发轩然大波。

    拉氏虽以“毁人不倦”为天职，但有些作家并未因为他的“打击”而毁灭，反倒在刺耳声中，变得更强大、更优秀。甚至有作家声称:“他批评我，所以我存在。”拉尼茨基于2013年9月18日辞世，享年93岁。他的“死亡”也并非因那部小说《批评家之死》，而属于寿终正寝。德国联邦总统以及数百名德国政要和名流参加了他的葬礼，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称誉他为“德国文学批评巨星”。由此，我思索: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究竟该如何定位?是“战友”?是“恋人”?是“同志加兄弟”?是“天敌”?或许各种不同的说法，都可以找到所谓“学理”来支撑。我倒更愿意把批评家比喻为“鲶鱼”，因为它的凶猛，而使船舱水中的“沙丁鱼”不敢懈惰，它们必须拼命地挥发全部体能不停地躲避鲶鱼的攻击，因此反而变得更壮硕、更灵动、生命力更加勃发，因而也就活得更长久。

    何塞·赖希—拉尼茨基——难道不是一条充满攻击性的鲶鱼?“沙丁鱼”该感谢“鲶鱼”，还是诅咒“鲶鱼”?当代中国文坛是不是该多些“鲶鱼”?文学会因此变得更好些，还是更差?恭请懂文学和批评的人士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