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应”、“反映”现实生活，一般是我们对作家创作提出的一种期望。将这种期望带到文艺批评当中，其必要性和意义何在？评论家陈福民谈到，他参加一些杂志的论文评奖或者一些高校的研究课题评审时，看到很多文章都是在重复论述一些“死知识”。这些一般知识的“重复轮回”，耗费了无数青年宝贵的时间和生命。这些文章与现实社会没有任何关联，跟批评者的主体情怀也关系不大。读者读了，也许会觉得文章写得不错，但却“没有什么用”。这样的情况，就迫使评论家真正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一种问题意识，让自己的文章与当下中国的复杂现实相契合。或者可以说，批评的有效性是从问题的有效性开始的。

　　谈到文艺批评该如何与社会现实更紧密地结合，有些与会者提出，评论家不应该就文学来谈文学，应该在更广阔的语境中对作品进行分析。青年评论家霍炬谈到，要把握中国复杂的现实，评论家要抛弃那种狭隘的“文艺”概念，不仅要关注文学，还要汲取其他艺术门类的成果。社会的发展会导致众多领域出现一些共通性的表现，只有尽可能都把握好了，我们才可能更好地讲述“中国的经验”。青年评论家何吉贤也认为，如果将我们的视野仅仅限于文艺领域，是很难做出有效的文艺批评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文艺、放弃对作品的细读，而是说我们要积极参与整个社会的一些讨论，特别是要让文艺批评重新参与到整个思想界的讨论当中。这需要作家的努力创作和评论家的积极参与。

　　很多与会者谈到，当前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演绎着一个又一个“中国故事”。现在文艺作品所表征出的问题，原有的理论框架已经分析不了。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如果评论家按照原有的阐释框架对作品进行分析，这个批评肯定是失效的。新的问题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对于这个问题，评论家张颐武说，在上世纪80年代，批评者学了一些新的理论，就直接可以拿来对作品进行分析。但现在，面对新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我们只能去创建一种超越传统的理论框架。当然，我们可以继续学习西方的一系列理论，可以到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中寻找资源。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现实，寻找适合当下现实的批评声音。

　　这样看来，努力把握现实状况和寻找新的理论框架就变成了应该并行的两件事。与会者谈到，对于文艺评论家来说，这二者都应该结合具体的文艺作品来完成。评论家们必须思考，作家创作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现实是什么样的，它和评论者自身通过多个维度获得的对现实的认知有何异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整合和摸索出适合现实、契合作品的批评话语。但这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评论家邵燕君谈到，她指导的一些硕士生对网络文学、大众文化非常熟悉，但他们可能找不到现成的理论资源进行分析。要让他们一下子就把握好作品与现实的关系，又要整合一套新的理论，这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他们“不是那么学术”地将感悟写出来，我们能够给予支持并发表，那么这会有助于年轻的评论者涌现出来。

　　要获得崭新的理论框架，需要评论家对中国现实和创作情况都具有清晰的判断。评论家该如何获得这种判断，判断的立足点来自哪里？对此，评论家刘复生提出，评论家对社会生活要有一种“远景”，才能对当下的生活进行判断。在他看来，支持文学写作的深层动力之一是作家所崇尚的某种社会理想。所谓“社会理想”，简单地说就是对“何为好生活”的判断，就是一种远景。有了远景，评论家才能对现实生活进行总体评价，才能更好地理解个体的生活。在此基础上，评论家才能找到适合时代的文学形式以及讲述现实的方法。所谓“阐释中国”的焦虑，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远景”、“没有总体化”，以至于找不到讲述中国故事的角度和方法。因此，“我们要重新再出发，重新建立一个尽管微弱但仍会有力量的一种远景”。

　　刘复生提出关于远景的观点，得到与会评论家的积极回应。有与会者认为，面对复杂多元的社会和文学现状，想要提炼出一个远景，难度实在太大。而且，用远景来观察当下，是一种武断的做法，它会淹没当下的复杂性。但是，如同大家都热衷于建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体系一样，更多的与会者也认同这种关于远景的说法。很多人还谈到，远景不应当是永远到达不了的“彼岸”，而应是一种有实现可能性的美好期盼。“远景并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它应该扎根于现实的土壤。”然而，随着与会者对问题的深入讨论，到底是“先有远景才能对现实进行清晰判断”，还是“先对现实有完整认知，才能建构所谓的远景”，似乎就变成了一个无解的悖论。

　　在本届论坛上，与会的评论家们还结合许多文艺作品分析了“青春叙事”的问题，并对当前颇受关注的“非虚构写作”进行了讨论。

　　此次活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论坛将每年举办一次，为青年评论家的发展提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