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感触来自于《文学报·新批评》一周年座谈会上专家们的发言：有人说当一个批评家很容易，只要你敢说两句真话，就是一个小小的批评家；如果你敢于持续不断地说真话，那你就可能成为一个大大的批评家。此言一出，马上有人作校正，说当一个批评家是很难的，因为你不仅要有勇气说真话，而且要说有理有据的真话。

    其实两者表述的观点并不矛盾，强调的都是文艺评论要讲真话。而文艺评论的所谓“真话”不同于新闻报道或非虚构文学中的“真话”，后者表现为事实真相的揭示，前者则表现为对批评对象的艺术判断和分析，因此强调要“理性”，要从作品实际出发，据“理”求真。而这“理”涉及艺术观念、艺术感觉、价值观等等，因此对同样一部作品，有时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评判也不奇怪。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一方是讲真话，另一方是讲假话，关键在于你所作出的判断是否是发自内心，是否遵从了自己的艺术感觉、艺术良知，而作出的独立评判。

    一个成熟的优秀批评家，在讲真话的背后当然应该有系统的理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做支撑。现在的问题倒不是缺乏评判标准的建构，那些“学院派”的批评家们，即使称不上“学富五车”，也满肚子国故典籍、中外文论，对一部作品的“好”“坏”“是”“非”是不难辨别的，但由于某种“障碍”，他们常常把“坏”说成“好”，把“非”说成“是”，乃至违心地把“地沟油”、“三聚氰胺”包装成“绿色食品”。因而当下强调讲真话反倒成了成为有诚信的批评家的最低门槛。

    那么制约批评家讲真话的“障碍”在哪里呢？郜元宝先生将其概括为中国式的“人情世故”。这类最懂“人情世故”的批评家，就是鲁迅在《再论“文人相轻”》中所讥刺的“和事老”式的评论家，他们“无论遇见谁”，都“赶紧打拱作揖，让坐献茶，连称‘久仰久仰’……”鲁迅说：“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

    于是这类“和事老”批评家，对鲁迅与一些文人间发生的笔墨“争斗”，一概不分是非地用“文人相轻”而予以讥诮，“文人好相轻，与女子互相评头品足相同……”；对“骂人的”与“对骂的”，则用一张抹布将他们统统涂抹成“丑角”，将之归为“私骂”，并以公允的语气唉叹：“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读毕鲁迅七论“文人相轻”，最大的感受是当下某些“和事老”作家也好，批评家也好，他们对待批评的态度并不“新鲜”。只是他们恐怕连当年的“和事老”还不如，当年的“和事老”公开写出文章来“和稀泥”、亮观点；今天的“和事老”往往在背后用恶语表示愤恨或用非学术的手段干扰正常学术讨论的进行。“和事老”表面如古时候县太爷遇路人争斗，各打五十大板，以示公正，但他们骨子里是有着自己的好恶的，只是当年的“和事老”左右自己好恶的大多为理念、学派；今天“和事老”的好恶则往往纠结着个人的利害关系。

    克服中国批评“沉重肉身”（人情世故）的路径，不妨从鲁迅先生那里吸收一点精神资源，唤醒当代文人能“有是非，有爱憎”。能像鲁迅说的，“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如果你还自认为是一个文人，却“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是不是也太可怜而又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