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文艺批评家，我们容易将其与文学评论家混淆。其实两个“家”本该“混淆”为一家的，可久而不久之，评论家自身的灵魂深处爆发了裂变，评论是评论，批评是批评了。前者子孙满堂，后者孤家寡人。

    评论家是大大小小作品研讨会的座上宾，接到请柬挑肥拣瘦，看看哪个地方的研讨会规格高，出场费多，哪个作家是我的朋友，那个主办地我还没去过。而批评家就如“害虫”了，哪一级文联、作协、作家也不会花钱请来几只乌鸦嘴的批评家给自己添堵吧。

    所以，当下干哭丧的比当批评家人要多得多，市场就是讲究需求关系，没人需要的东西总会自生自灭。评论家把批评的责任从自身的角色中剥离出去，是因为批评的市场凋敝了。

    文学评论家、理论家算是赶上一个好时代，如鱼得水。政府直属的有社会科学院，文化部门所属的有文艺研究所，社会团体有社科联、文联、作协，大学里有文学院、研究所，这里养的几乎都是文艺理论家、评论家。一个作家获奖，一百个评论家高歌猛进；一部作品稍一轰动，研讨会的赞歌就气贯长虹。

    每届茅盾文学奖就那么几位得主，可抢着献歌的评论家却铺天盖地。如果哪个评论家想当一次批评家，刚刚发一篇批评性的文章，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所在省市主管文艺的部门就有了不同的意见。一个省好不容易拿到一个大奖，那是全省人民的荣誉，是文化事业的政绩。人家刚刚喜得贵子，不能因为你是太医就去给人家瞧病吧。所以，在本省的媒体与期刊上是不许说不的。要想当批评家，你去外省批评。你就是想在《人民文学》当批评家，也不受欢迎，作家协会评出的大奖，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也不愿意去说三道四。

    在中国文坛当个批评家都不如当孙子舒心，别说你要具备批评家的公正、良知、傲骨、胆略是件难事，连批评家生存的土壤都是贫瘠的，良田沃土是不会划拨出来种仙人掌的，所以，你就是参天大树的种子也长不成一棵葱。

    上海人不服气，在《文学报》上开辟了“新批评”专刊，一问世倒是风生水起，气象万千。但时间不到一年，内情外人不知，若知“新批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但偌大个中国文坛，报纸、杂志数千，敢为批评家划拨一块土地种上仙人掌的倒是蝎子粑粑独一份，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评论家也就看透，既然连作家和各级管作家的组织都不喜欢真正的批评，那咱就把作家作品的研讨会办成“表彰和推荐会”那还不简单，大家你好，他好，比好还好。

    文学批评家理应把充盈着悲悯情怀的人文作品推荐给社会公众，把那些高歌、颂歌，一路欢歌、手舞足蹈假歌之类的伪劣作品曝光于世，既为时代保存精神标本，又为社会剔除精神垃圾。可天天奔忙于饭局，热衷前排就座，胸佩嘉宾花朵的评论家们是手也短，嘴也软，别说不夸人家，夸人家还怕夸不到位，下次人家不请做嘉宾了呢。

    不产生伟大文艺批评家的时代不会产生伟大的作家，真正的批评家所从事的文学批评，不仅需是批评家个体生命必然是激情燃烧的、充满生命人格的，更需要一个健康的文化环境与体制。当各行各业，各级组织，形形色色的人都不喜欢批评，甚至拒绝批评，唯独我们作家却喜欢批评，那就是作家有病。

    但我相信那些优秀得脱离为世俗功名而写作的作家是愿意听到伟大批评家声音的，可这样的批评家如今又难找了。

    文学批评真是当年李白走蜀道——难于上青天。

    广西北海市   阮直

    说到文艺批评家，我们容易将其与文学评论家混淆。其实两个“家”本该“混淆”为一家的，可久而不久之，评论家自身的灵魂深处爆发了裂变，评论是评论，批评是批评了。前者子孙满堂，后者孤家寡人。

    评论家是大大小小作品研讨会的座上宾，接到请柬挑肥拣瘦，看看哪个地方的研讨会规格高，出场费多，哪个作家是我的朋友，那个主办地我还没去过。而批评家就如“害虫”了，哪一级文联、作协、作家也不会花钱请来几只乌鸦嘴的批评家给自己添堵吧。

    所以，当下干哭丧的比当批评家人要多得多，市场就是讲究需求关系，没人需要的东西总会自生自灭。评论家把批评的责任从自身的角色中剥离出去，是因为批评的市场凋敝了。

    文学评论家、理论家算是赶上一个好时代，如鱼得水。政府直属的有社会科学院，文化部门所属的有文艺研究所，社会团体有社科联、文联、作协，大学里有文学院、研究所，这里养的几乎都是文艺理论家、评论家。一个作家获奖，一百个评论家高歌猛进；一部作品稍一轰动，研讨会的赞歌就气贯长虹。

    每届茅盾文学奖就那么几位得主，可抢着献歌的评论家却铺天盖地。如果哪个评论家想当一次批评家，刚刚发一篇批评性的文章，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所在省市主管文艺的部门就有了不同的意见。一个省好不容易拿到一个大奖，那是全省人民的荣誉，是文化事业的政绩。人家刚刚喜得贵子，不能因为你是太医就去给人家瞧病吧。所以，在本省的媒体与期刊上是不许说不的。要想当批评家，你去外省批评。你就是想在《人民文学》当批评家，也不受欢迎，作家协会评出的大奖，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也不愿意去说三道四。

    在中国文坛当个批评家都不如当孙子舒心，别说你要具备批评家的公正、良知、傲骨、胆略是件难事，连批评家生存的土壤都是贫瘠的，良田沃土是不会划拨出来种仙人掌的，所以，你就是参天大树的种子也长不成一棵葱。

    上海人不服气，在《文学报》上开辟了“新批评”专刊，一问世倒是风生水起，气象万千。但时间不到一年，内情外人不知，若知“新批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但偌大个中国文坛，报纸、杂志数千，敢为批评家划拨一块土地种上仙人掌的倒是蝎子粑粑独一份，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评论家也就看透，既然连作家和各级管作家的组织都不喜欢真正的批评，那咱就把作家作品的研讨会办成“表彰和推荐会”那还不简单，大家你好，他好，比好还好。

    文学批评家理应把充盈着悲悯情怀的人文作品推荐给社会公众，把那些高歌、颂歌，一路欢歌、手舞足蹈假歌之类的伪劣作品曝光于世，既为时代保存精神标本，又为社会剔除精神垃圾。可天天奔忙于饭局，热衷前排就座，胸佩嘉宾花朵的评论家们是手也短，嘴也软，别说不夸人家，夸人家还怕夸不到位，下次人家不请做嘉宾了呢。

    不产生伟大文艺批评家的时代不会产生伟大的作家，真正的批评家所从事的文学批评，不仅需是批评家个体生命必然是激情燃烧的、充满生命人格的，更需要一个健康的文化环境与体制。当各行各业，各级组织，形形色色的人都不喜欢批评，甚至拒绝批评，唯独我们作家却喜欢批评，那就是作家有病。

    但我相信那些优秀得脱离为世俗功名而写作的作家是愿意听到伟大批评家声音的，可这样的批评家如今又难找了。

    文学批评真是当年李白走蜀道——难于上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