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不均”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论语·季氏》中，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人们通常将孔子的这一“患不均”论理解为不必担心财物少而担心财物分配不平均，如果人们将财物分配平均，就不会有贫富差异，也就消灭了贫困。也就是说，人们是从社会财富分配的角度来理解孔子的“患不均”论的，它讨论的是贫富差异的问题。笔者以为，这种理解是简单的，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误读。理由如下：

    第一，贫富差异并不被孔子等先秦儒家所特别反对。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就是孔子对贫富差异的基本态度。即使在孔子的大同理想中，他也没有提到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问题。孔子的这一观念也为后来的儒家所继承，如子思就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中庸》）孟子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说：“富则施广，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荀子·仲尼》）由此可见，“均贫富”并没有成为先秦儒家的基本政治主张。

    第二，“均贫富”观念与儒家所倡导的“以礼治国”的政治原则相对立。“均贫富”的理论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以礼治国”本身是一种等级制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第三，将“患不均”论解释为“均贫富”在逻辑上讲不通。严格说来，“均无贫”只意味着消灭贫困，使穷人不陷入贫困的境地。而消灭贫困可以通过促进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等方法来实现，并不必然要以通过分配富人财产的方式来实现，因而“均无贫”并不必然蕴含着“均贫富”的思想。而且，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怎么就能消灭贫穷呢？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社会财富分配的平均主义不仅不会使贫困消失，反而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普遍贫困。也就是说，“均贫富”并不能产生“无贫”的效果。并且，在“患不均”论中，孔子不仅提到了“均”，也涉及到“和”与“安”，这三者应该是一个整体，“均贫富”论显然不能将这三者统一起来。因此，孔子所说的“患不均”论不应该被机械地简化为“均贫富”。

    那么，“患不均”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说：“均，平，徧也。从土，从匀。匀亦声。”匀兼表字义。均就是指土地分配均平。《周礼·地官司徒》规定，小司徒职责为“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等；而土均的职责是“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贡。”因此，对于将《周礼》尊崇为“六经”之一的儒家来说，“均”就是指依据周礼的规定来分配土地、管理农务。孟子说：“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下》）

    由此可见，“均”确实是一种以土地为基础的、有等级差异的分配制度，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天子、诸侯、伯、子、男等贵族统治者所拥有土地的数量，这属于社会资源的分配；第二，君、卿、大夫、士和庶人在官者应该获得多少俸禄。这些人从事国家管理的活动，不拥有土地，不从事任何经济活动，其收入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因而这属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第三，耕者（即民众）所获得的土地数量及其所应供养人口数量，这既属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也属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当然，“均”也有平均、相等之意，但它针对的是同等级、同阶层而言的，而不是指在全社会成员之间的平均。

    那么，孔子“患不均”论中的“均”是何意呢？对于第一和第二方面的内容来说，在孔子的时代，这些分配原则已经被破坏殆尽，并且它们明显与“均无贫”的结论无关。因而孔子的“患不均”论应该是指民众获得相同数量的耕地，即“均田”，这就是“井田制”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所大力倡导的政治主张。

    从井田制的角度来理解孔子的“患不均”论，还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平均地授予民众耕地的观念被后来的儒家所继承。荀子虽然在许多方面反对孟子的主张，但在这方面却是惊人的一致。孟子说：“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荀子说：“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第二，平均地授予民众耕地充分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民为本”并不仅仅表现为“民贵君轻”的抽象理念，而且要具体地涉及到经济方面的内容。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荀子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孟子更是直接将“制民之产”作为行王道的开端。而他们的这些主张都建立在井田制的“均田”之上。第三，孔子“患不均”论中的“均”、“和”、“安”三个范畴都统一于礼。“均田”本身就是礼的内容，如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说“无礼义，则上下乱”（《孟子·尽心下》），荀子说“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宁”和“不乱”就是安。在礼制中，为什么“均”就会“无贫”呢？上面已经提到，孟子和荀子认为，在“百亩田”的基础上，“无夺其时”，“务其业”，民众就会“无贫”。此外，孟子还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荀子·富国》）。简言之，“均田”只是“无贫”的必要条件，只有统治者不因为乱用民力而影响生产，社会财富才会丰富，只有统治者对社会财富“用之以礼”、“节用以礼”，民众才会“无贫”。换言之，只有在儒家的“以礼治国”政治图景中，“均”才会产生“无贫”的效用。

    儒家的“以礼治国”能够实现“均无贫”，那它又如何实现“和无寡”呢？一般说来，“贫”指财富的缺乏，而“寡”是指人口少。在中国先秦哲学中，“和”具有生育的功能，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子思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因而先秦儒家以“和”来解决人口问题。礼制中的“和”，就是将不同等级、具有各种差异的个体以“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的方式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如果实现了“均无贫”，人口的增长就不难，“和无寡”的局面就会实现。如果实现了“均无贫”，“和无寡”，那么“安无倾”也就自然出现了。

    综上所述，孔子“患不均”论中的“均”指的是依照礼制“均田”，而不是指“均贫富”；它关注的是社会生产资源的公平分配，而不是社会财富的平均主义分配。特别是，孔子的“患不均”论，试图从社会资源的分配、从财富生产的角度出发来解决社会贫困的问题，可以为我们今天思考同一问题提供一种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