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文学批评遇到许多从未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出现不同的意见，不管多么尖锐，并不可怕；可怕在于无标准，无章法，无尺度的“混战”。批评标准的迷乱现象，其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缺乏足以解析当前复杂多元文学现象的思想能力和富于精神价值的审美判断力。
文学批评的最大问题与文学创作一样，缺乏创新。创新的核心是要找到我们时代的审美元素和风格精神，找到与时代审美前沿相契合的新的形式和新的语汇。它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精神上的创新。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丧失了在真正的批评家身上常见的气质和素养,丧失了争论的勇气,反驳的激情,否定的冲动,丧失了对真理和善良的挚爱,对虚假和丑恶的憎恨,以及对自由和尊严的敏感。如果这种风气不能扭转,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指望有什么突破和创新,更不可能在世界思想文化的格局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和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很少有哪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像今天这样软弱被动，尴尬无奈，在多种力量的牵拉和围堵之中，找不到自己应有的无可替代的独立位置，也难以找到摆脱困境，奋然前行的途径。当年，在无条件为政治服务的禁锢时期，情况当然很糟，文学批评的整体面貌僵化而刻板上个世纪，除了独断论式的赞扬就是如雨的棍棒。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文学批评迎来了哲学思想和审美意识的大解放，它扮演着启蒙者和审美判断者的重要角色，目光自信，精神焕发。然而现在，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新的作品在大量涌现，批评家们在各地的各种媒体上发表着不同的声音，同时，我们也知道，在大学校园里，有不少硕士、博士在研究着各类当代作家作品，仅就从业者之众及评论的数量、口号、声势、名词、新术语、理论旗号而言，当前文学批评不仅堪称“繁荣”，简直多得要“过剩”了。然而，我还是觉得，就思想深度、精神资源、理论概括力、创新意识、审美判断力而言，富有主体精神的、有个性风采的、有影响力的评论仍十分少见；而跟在现象后面亦步亦趋的、或迎合型的，冬烘型的，克隆型的评论却很多。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看法：批评的喑哑和失语，批评的乏力和影响力萎缩，批评的自由精神的丧失，以及批评方式的单调、乏味、呆板——这一切使得貌似繁荣的文学批评更像是一场场文字的虚假的狂欢，最终导致批评失却鲜活、锐利、博学、深刻的身影。我们有时甚至会得出这样一种有趣的印象：在一场场作品讨论会之间，在一版版文学评论之上，不能说完全没有真知灼见，但似乎那个真正的批评者一直没有到场，没有发出应有的富于穿透力的声音。无怪乎有人愤然说，今天是一个文学批评缺席的时代。有人讽刺说，现在的文学评论，重要的已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你是不是在场、在说。这种种挖苦、调侃之语，不禁令人感慨。
是的，我们需要深思：为什么多年来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难以改变？作为批评队伍中的一员，笔者本人也有许多需要检讨、反思之处，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时代性和公共性的问题，甚至不完全是文学或文学批评自身的问题。
尽管历史语境和社会环境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但我同时认为，任何事物的改变，必须要在外在与内在两个方面去寻找根因。文学批评只能在冷静面对外在环境的前提下，清醒地认识自我，积极地寻求更新之路。所以，文学批评遇到了哪些以前没有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它到底出现了哪些严重的症候？
文学批评的性质、功能、价值在历史文化语境的巨大变迁中发生了位移和变异，工具化、实用化、商业化现象日益严重
我近来感到，文学批评的功利化，工具化，实用化，商业化倾向较前愈来愈严重了，审美的空间愈来愈狭窄了。我们知道，文学批评的功能在于，通过对作品、现象、思潮和文学史的文化艺术内涵的阐释，揭示其意义、价值，引导人们的审美精神走向，提高人们的鉴赏能力。文学批评具有审美的独立性。文学批评是社会文化生活中一支重要的建构性力量，它不但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而且有助于形成健康的精神生态。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批评中的价值观,审美观，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价值行为之间,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互动关系,人们往往通过批评,发现杰出作品的精神价值,揭示某种潜在的精神危机,潜移默化地增强我们民族的精神涵养和文明程度。一个健全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总是能够以宽广的胸怀包容批评,并努力培育健康有力的批评精神。批评只有在对人们关心的事物上产生影响和发生作用，人们才会关心和尊重批评，并意识到它不可或缺。批评的价值也正是在这样独具慧眼的发现和尊重中显现出来。
过去，一个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后续和附加的东西并不多。评论只是面对作品。现在不一样了，作品出版和发表后，将面临参预多项评奖，发行量的多寡，上排行榜否，好书评选等多种关隘，这一切还会带来连环套般的利益链；于是，评论若出言“不慎”，就可能“搅局”，大煞风景。对于一部分真正视文学为生命，有高远追求的作家而言，这可能不是问题。他们听得进不同意见。但对某些文学组织者，出版者，利益相关者，甚至包括某些作家本人，就并不想倾听真正的批评的声音，或者没有耐心，或者没有胸怀。他们很少意识到，评论是一个审美过程，是一门学术，是一种鉴赏艺术，在本质上是非功利的，具有独立的品格，应有一个神圣的空间，应予尊重。他们其实更想借助评论直接扩大作家作品的影响面，提升知名度，进而摘取各种大奖。如果评论不能配合，他们就会不高兴。
当然，更为重要和更加普遍的困境是，文学批评的写作对高科技、新媒体的依赖甚至依附，使它在悄然间强化了工具性，复制性，拼贴性，可操作性。这也许是一个人们习焉不察却直接影响着批评的品质的大问题。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人类的生活与工作已进入加速度时代，古老、宁静、缓慢的农耕文明的诗意正在急剧消失，大地上不再是骏马和人的脚步，而是吐着尾气的汽车的飞轮；天空也不再是白云的悠悠漫步，而是飞机的穿梭轰鸣。在这样一个时代，与告别手工业进入后工业复制时代一样，文学也告别了毛笔、钢笔而进入了计算机的流行技术时代；与告别农耕时代的封闭性、自适性、个性化、精英化，贵族化而进入大量繁殖、膨胀并拒绝个性的经济活动一样，文学也在告别私人经验、艺术自适、精英话语之后而进入了公共经验、大众文化狂欢，欲望化书写的新场域。无论作家的创作还是读者的阅读，似乎都已经被时代的主板刷过，文学进入了一个类似巨型计算机的控制系统。文学批评自然也在劫难逃。于是，我们看到，批评家们有时会出现在好几个会场，说着大同小异的观点，所有评论者的声音、词汇，好像预先被录音师调好了似的相似，而且每个时期都有一套时尚的话语和表述方式，就像最近“给力”一词一夜之间覆盖了所有媒体一样。文学研究者们在复制着似曾相识的论著，论文写作者们在炮制着批量的论文，它们像是从同一个模子里生产出来的产品。这虽然不是所有的事实，却是普遍的事实。这种复制性具有不可阻抗性，它威胁着每一个具有独立批评话语能力和艺术个性的批评家。这才是真正最可怕的。
于是，与此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大众传媒时代，如何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精神品格，保持一种独立的批判精神和价值标高。文学批评离不开传媒，因为它没有专属于自己的话语频道，它必须通过媒体才能传播自己的声音。这里就有一个自由与不自由的问题。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大众传媒的汪洋大海，刊物，书籍，副刊，网络，电视，排行榜，研讨会，新闻发布会，铺天盖地，按说它们都可以充分地传播文学批评的声音了，其自由度和选择性应该大为扩展了；而实际情况却是，批评陷入了言说更加不自由的状态，显得更加被动了。因为，评什么不评什么，发什么不发什么，以什么样的话语方式言说或不以什么样的话语言说，常常要受到“无形之手”的操控——经济利益，功利主义，短期行为，以及发行量，点击率，码洋，收视率，乃至人情，面子，关系等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比如研讨会这一形式，为人诟病多年，仍盛行如常，说明问题已不在于开不开，而在于怎么开了。至于伴随创作的商业化现象而出现的评论的商业化倾向，九十年代以来谈论甚多，此处就不多赘述。
某些人信仰的失落、价值的多元与当今批评标准的纷繁
在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精神信仰体系整体崩溃，西方文学也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甚至混乱的现代与后现代时期。中国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与世界经济、文化、思想的交融，人们整体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当然含有进步因素；但同时要看到，由于没能建构起自己的审美体系，表现在思想界、文学界则是批评资源的匮乏和批评标准的混乱。今天，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到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判断一部文学作品和一个文学现象了。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于80后之前的几代人是一个伟大的文学标杆，但对80后和90后来说，未免显得古老，有点像《荷马史诗》或屈原那样遥远。即使对于60后和70后作家来说，《战争与和平》也不过是一部分作家的灯塔，真正倾心的人并不很多；而《变形记》、《尤利西斯》、《百年孤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洛丽塔》之类，更能成为他们向往的目标。这里不排除文学自身演变的迹象，从总体上看，我们在从“再现历史”转入了“个人言说”。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评判标准上的莫衷一是。比如，当一部分评论家欣喜地指出余华的《活着》告别了先锋写作转入了现实主义传统之时，作家本人和另一些批评家却并不认同。再如对《兄弟》的评论，对《色戒》的评论，都曾给人眼花缭乱之感。
当然，寻求评论的统一标准这样一种思维，属于传统的大一统思维，带有专制性和一元论的色彩，在今天已经落伍了，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了。与经济的多元、文化的多元以及生活方式的多元一致，文学的创作与评论也出现了多元同构，众声喧哗的格局。这是今天文学的真实面貌。例如，在传统文论中，文学应该是一种精英立场，具有载道功能，但是，在今天的很多作家和评论家那里，认为文学不该承载那么多的社会功能，文学只不过像纳博科夫说的，只是自娱和娱人，只是为了展示人类想象和创作的魔力，并非为了自以为是地改造社会。这两种认识在今天显然成为相互对立的批评姿态。很显然，前者试图与传统保持尽可能的一致，而后者似乎要与未来达成某种默契。虽然我对后者有所保留，但这两种批评在我看来，都有一定道理，也是可以互相借鉴的。
但是，为什么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感受到的并不是审美意识的多元并存，而是审美观上的某种混乱景象呢？为什么它不仅表现为作家认识世界与自我的混乱，同时也表现为读者与批评家在认识和判断上的混乱呢？出现不同意见，或出现多种不同意见，不管多么尖锐，都是正常的，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无标准，无章法，无尺度的“混战”，那是无法形成美学意义上的对话和交锋的“乱象”。只能以混乱称之了。批评标准出现某种迷乱现象，其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能够足以解析当前复杂多元的文学现象的思想能力和富于精神价值的审美判断力。一个显见的事实是，面对今天文学全面地大胆地赤裸地铺展开来的人性、利益、欲望、身体的方方面面，面对我们这个处于现代转型中的“问题时代”——人们有无数的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物质与精神的，伦理与道德的，人性恶与人性善的疑问和困惑，批评却没有能力加以评判和辨析，更没能力去弘扬正面的真善美的精神价值。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理论的失效，缺乏说服力，严重点说，出现了某些思想瘫痪症和失语状态，剩下的“语”就是跟进性的描述，中立性的绍介，或者毫无底蕴的语词暴力。由于库存空虚得厉害，没有了理性的尊严，甚至都没有几种像样的武器可用。
这里有个“多与一”的关系。文学毕竟有它根本的审美尺度和共通的价值基础，批评者还是要从多元复杂的文化精神中建立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标准，从而对人类的精神走向具有指导意义。在今天，人类的文明已经反过来异化人类的生存，因此，对文明的走向是一个需要异常警惕的本质性问题。批评者要从自由、平等、互爱的人性基础上建立一种使人类走向幸福的价值标准，以此来遏制文学中一切反人类、反人性、反文化的非人化倾向，从而净化文学的精神生态。我一直很赞赏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的一段话，他说：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空间的，应当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他还说：“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物界惟有他才能留下不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些，这些人类独有的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到底我们要不要一个统一的文学标准，或者说在所有这些标准之上，有没有一个更高贵的标准，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批评家向学院体制的靠拢、妥协与批评的失范
今天的批评仍然可以分为三种：专业批评、媒体批评、学院式批评。这三种批评各有侧重点。专业批评（与有人称为的‘协会批评’的有些接近）侧重于对文学的文本细读、分析、定位，从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为读者挑选出精品，并引导读者去认识它。专业批评还可能会引发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涌现。媒体批评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报媒批评，一种是刊物批评。报媒批评侧重于时效性，往往是即时性发言，对一部作品的推广往往具有重要的意义。刊物批评近年来由于生存的艰难和大学学术体制的影响，基本倒向了学院式批评。学院式批评则主要从研究的视角对文本进行分析，应该具有历史深度，如研究者常常会将一部作品放在现当代文学史的框架中去考量它的价值。这种批评也常常会以新的批评理论来构建一种批评的范式，如巴赫金的复调和狂欢化理论一旦译介出来，很多研究者就都用这些理论去阐释作品。
可惜的是，随着大学的扩张，很多专业批评人士都移居大学，但大学的批评因为其自身的特点反过来制约和影响了专业批评。大学的学术体制不大能够承受专业批评和媒体批评那种感性的、尖锐的、简短的批评范式，而要求进入大学后的专业批评家们必须遵守传统的研究性范式。这种范式有八股文式的模式，而且有字数的要求，一般须在3000字以上。于是，人们会看到原来锋芒毕露的批评家们进入大学后，就开始运用理论小心地求证、发言，最后，将原来那种充满了感性色彩的批评文章修炼成了充满理论引述的不忍卒读的长篇大论。专业批评就此被学院批评消解了。
媒体批评方面，无论是报媒还是刊物，有时过于商业化了，真实的评论不是很多。某些大报的评论版面也逐渐成了职称文章的展示地。刊物则因为生存的艰难和大学研究人员及研究生的需要形成了一个文章市场。不仅传统文学刊物的评论被其收编，而且很多文学刊物又开辟了专门为研究生和一些低职称人员发表文章的增刊。媒体批评也基本上消失了。
最后，我们四处可见的是理论的碎片，重复的语词和不痛不痒的夫子式的文章，但就是读不出对文本的真切的感性认识和准确判断，更难得一见那种才华横溢、一语中的、锋芒毕露、感性与理性完美结合的批评文章了。
批评传统的断裂和批评主体的缺失
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有没有一个值得尊重的文学批评传统？这个传统在今天是否已被抛弃？在学院式批评尚未形成之前，批评是自足的。我们看到批评人士在批评一部作品时，往往都是细读文本，把文本吃透了，对作品的人物、语言、情节再三玩味，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一部作品的整体性的批评。钱谷融先生评《雷雨》，就像是钻到人物的灵魂里，同时又跳出来进行深入探究。所以他深刻地理解周朴园和繁漪，他说曹禺没有把那个叫“雷雨”的人物漏掉，即便没有读过《雷雨》的读者也一样可以感触到一个真实可及的繁漪。可是，自新世纪以来经历了大学的扩张和文学的市场化、大众化之后，文本细读的批评越来越少了。即使有也淹没在那些大而无当的理论中了。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文本浩茫，文本质地稀松，评论家已经无法去面对每日几部长篇小说出版的新局势了，另一方面，也出于评论家被各种因素引诱、困扰的复杂的生存环境。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语言尚多是鲜活的，有的几乎可以当美文来读。这样的批评文章不但可以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可以看出一个批评家的个性和才情。这样的批评文章，不但读者喜欢，作者自己也喜欢。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批评文章，大多失去了独特的个性、鲜活的文风，拿来对比，发现面目雷同，成了复制品。这种局面的形成，也许大多还是出于学院式批评的排拒，同时，受国外文论，古典文学界和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影响。当代文学评论也被纳入一种史料式研究的规范。在很多大学里，对文学作品的批评文章不能算科研成果。规则制定者认为，那种文章是可以随意制造的，没有任何科学价值，于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很少再对单部作品发表看法，而那些被引入大学的批评家从此也得守此规矩。这就导致了新世纪之前尚在活跃的一种鲜活批评文风的丧失。
也由于以上原因，当下的刊物与学院式批评共谋，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风气，要求文学批评也要进入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式的书写范式，这种研究式的文章不允许作者出来过多地发挥感想，即使要说带判断色彩的话也必得引经据典，用别人说过的话来印证，导致了批评主体的消失。我们再也看不到像鲁迅的《白莽作<孩儿塔>序》，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傅雷批评张爱玲，甚至司马长风评《围城》那样尖锐透彻，才华横溢、清新悦目的文章了。
当然，应该承认，在今天做一个文学评论家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艰难。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古典时代，批评家面对的是一个封闭的中国传统；即使在上个世纪文学还受政治箝制的时代，批评家面对的精神世界也是大一统的。今天完全不同了。我们不仅要面对完全开放的、陌生的、广阔的世界文化，同时还要面对正在兴起的对传统文化的再发现；我们不仅要面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还要面对其它民族的文化；我们不仅要面对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还要面对电子虚拟世界的瞬息万变。这对批评家主体性的要求也就更高。当前批评的乏力，也可说是一种主体性的疲软，首先在于精神价值判断力的某种缺失，审美判断力的软弱。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文章停留在梳理、归纳、复述现象表层上，鲜有大的思考，对时代审美走向，提不出切中要害的问题，谈不上富有独创性的有深度的研究。当前批评存在着与批评对象脱节的严重现象。比如，批评与读者，存在着评者自评，读者自读，热者自热，冷者自冷的互不相涉、漠不相关（顺便指出，现在专业阅读，大众阅读，网络阅读三者之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分化和隔膜）。批评与创作，同样存在脱节，一些重要的、先锋性的创作或为读者密切关注的创作，得不到及时有力的评论，一些带有典型性的创作难题得不到及时的正视，而一些并无多大代表性的作品的评论和一些无关宏旨的话题，却铺天盖地，占据了大量篇幅。批评与市场其实也是脱节的，消费者的市场选择和购买行为往往决定新的再生产的需要和走向，但批评者对此似乎做不出有见地的预判、评说、解析，显得无能为力。不少批评家对市场最热销的书籍几乎一无所知。
文学批评缺乏创新致使批评停滞
事实上，文学批评的现状与文学创作的现状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并不是文学创作取得了多么耀眼的成就，惟独文学批评败落得一塌糊涂。要谈成绩文学批评同样很大，但我这篇文章是以谈问题为主的。在我看来，文学批评的最大问题与文学创作一样，缺乏创新。这一方面表现在批评理论的陈旧，如相当大一部分批评家，包括我在内，仍然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批评范式，而少有批评家在现代派后现代派文艺批评方面有较大建树，致使很多批评停留在观念的冲突层面；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已经面对世界文学，而批评家们，包括我在内，在世界文学的批评方面缺乏足够的储备。在今天要评论一些重要作家作品时，已经不能单单看这个作家的作品，还要看这个作家所秉承的传统，结果发现，今天活跃的一些重要作家的传统可能不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但我们对这些世界性作家及其文化背景并不熟悉，这就导致批评的错位或失语。是批评家自身的视界和修养限制了批评的道路。
创新的核心是要找到我们时代的审美元素和风格精神，找到与时代审美前沿相契合的新的形式和新的语汇。它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精神上的创新。在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那里，我们似乎是有现成的美学原则和理论方法可以使用，但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道路并不如此简单，美学原则被刷新了好多次。这就要求我们在美学原则和理论方法上一定要有新的突破。好的评论家不是随风而动，而一定是引领风气的弄潮儿。新文学运动离不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理论家的倡导。从五四开始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也确实从国外引进了很多新的理论，这些新理论也的确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我们不断重复这些理论之后，也应想到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谱系，自信地提出一些新的美学原则和理论。李泽厚近年提出“情本体”论，不失为从中国经验出发的见解。但我们在这方面仍十分薄弱。
文学批评不是文学作品的传声筒，发布台，它有自身的使命、尊严和独立价值。文学批评带给文坛的应该是一种审美评判者和阐扬者的清新声音。当文学陷入迷途时，批评就会应运而起，将雷雨般的呐喊与批判高悬于文坛；当文学有新的活力与了不起的作品涌现时，她就发挥其先知先觉般敏锐感受力，将那赞美的声音给予新生力量。文学批评自身也面临发展的问题，事实上也在发展中。比如，我们是否注意到，在各种报刊上，不时仍会出现一些新的名字和富于生气的文章；在网络的博客、论坛、播客等话语场，充盈着尖锐，泼辣，陌生，奇特的话语狂欢和草根精神，吸引着无数网民的眼球，已没有言说者与阅读者的界限，其见解和水平也并不在专业评论之下。无论哪种批评方式，都不能无视其存在，并争取进入主动，才能有新的发展。
现在的确有一个重建批评的理想和公信力，强化批评的原则性和原创性,增强批评的批判精神，大力提升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的精神维度的问题。正如有的同仁所指出的，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必定要通过相互碰撞、摩擦、论争,才会显出其内在的分量和力度，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丧失了在真正的批评家身上常见的气质和素养,丧失了争论的勇气,反驳的激情,否定的冲动,丧失了对真理和善良的挚爱,对虚假和丑恶的憎恨,以及对自由和尊严的敏感。有的同仁进一步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思想家退位,学问家突显”的时代,满足于考证、技巧的圆熟,满足于操作程序的流畅和制作的精致，再加上商业利益、体制化生存方式的需求的驱动,使得思想文化界和文学批评界日益沉迷于各种操作与“社会资源交换”的活动,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的批判精神。如果这种风气不能扭转,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指望有什么突破和创新,更不可能在世界思想文化的格局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和产生重要的影响。
当前，中国与世界文化、经济的交融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传统文化的崛起使中国人在世界面前已经拥有了初步的自信。文学的自信力也在增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文学正在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文学批评的重建不仅仅是中国的，也将是世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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