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滞后于文学生产新机制

　　新世纪，随着网络新媒体和民间资本对文学的强劲介入，中国文学格局已经、正在、将要发生深刻的变化。但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当下文学批评基本仍然在旧的文学格局中开展。和当下文学现场相比，文学批评龟缩在传统的所谓“纯文学”的领地。说到文学现场，什么是当下中国最大的文学现场？最引人注目的事实莫过于网络点击机制和图书市场畅销书生产机制对传统的文学生产、传播、消费和评价的冲击和改写，这直接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创作以及中国文学的格局和走向。文学的大众化、世俗化对于习惯于将文学看作是少数人事业的精英文学观是一个很大挑战。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片海量和芜杂但同时可能孕育生机和新变的文学新地，我们的文学批评依然处在拓荒的阶段。而即使是那有限的拓荒，按我看，所抱持的还是传统的文学惯例。举一个例子，网络博客发表诗歌是近年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某些诗歌博客其实是纸媒诗歌的仓库。这一类的诗歌由于最终还是要在纸媒上发表，基本上不具有太多的“网络性”；另一类就是和日常生活构成“互文”的纪事诗。在纸媒资源相对紧俏的客观现实下，博客的无限量恰恰为这一类诗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去处。因此，一定意义上，也许只有“梨花体”才是真正的博客时代的诗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坚持传统的诗学标准和尺度，博客诗很多就不能算诗。换句话说，如果从“梨花体”这一类诗歌中看到网络诗歌写作方式的新变化，我们可能会转而去调整诗学尺度，尊重这种写作中所蕴含的新的文学想象。同样的情况，对于《狼图腾》、《山楂树之恋》、《藏地密码》、《小时代》和《风语》这些按照畅销书机制生产出来的文学作品也适用。如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只是简单地将它们和传统的长篇小说进行文本对照衡长论短是不足以揭示这种文学现象的。而如果把它们看作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文学批评就应该去深入研究其文本内外的“新文学”质素。

　　文学批评如何应对个性化写作

　　潮流化和代际化曾经是当代中国文学现实，但进入新世纪，文学书写越来越裂变为单数的“个体”写作。不成“潮”，不在“代”的写作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文学事实，但我们的文学批评仍然习惯以想象的复数的“潮”和“代”去描述活生生的单数的“个”。

　　以“70后”作家做例子。在所谓的“70后”作家中，七格的《形式国》、《德国精神》、《真理与意义》、《语法树》，无论是形式和内容不仅是“70后”中异数，甚至是整个中国的异数。而当中国文学在1990年代收获了一批成熟的“70后”作家，有谁会想到，在新世纪又会涌现映川、姚鄂梅、鲁敏、徐则臣、李浩、东君、娜彧这些各各不同的晚熟的“70后”呢？

　　再比如关于新世纪文学讨论最多的“底层写作”的差异性和区别性，我们究竟知道多少。当阅读了残雪的《民工团》和娜彧的《纸天堂》这些同样“写底层”的小说，我们还能相信那些概括出来的“底层写作”的共同经验吗？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个”文学时代的不断深入，个体写作的偏离性和文学研究的规约性的裂痕将会越来越深刻。

　　应该说，面对新世纪越来越离散的个性化写作，当下文学批评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而事实上，这种丰富的个性化写作对于中国文学未来的多样态的可能性恰恰是重要的。

　　重建文学批评的公信力

　　我们时代的文学现场和批评家的工作现场距离越来越远，现在该到了文学批评质疑自身存在意义，重建公信力的时候了。而质疑也好，重建也罢，文学批评必须思考一些基本常识问题。所谓常识问题，我认为有三个最为关键：一是文学批评必须“到场”和“到岗”。必须明确文学批评不完全是书斋里的学问。学院化、学理化不是文学批评脱“岗”和离“场”的遁词。文学批评“到场”和“到岗”不只是不断追踪新作家新作品的问题，还关系到熟悉新的批评生态，掌握新的批评媒介，运用新的批评范式的问题。网络、都市报、时尚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呼唤新的媒体文学批评。对于新媒体文学批评和传统文学批评的关系以及差异有待在实践中深入研究。严格地说，当下文学批评与中国飞速发展的新媒体很不相称。“到场”和“到岗”，有一个问题需要正视，中国文学生成于世界格局下的中国场域。因而，我们不仅有理由要求批评家懂文学，而且必须懂“中国”，懂“中国问题”。批评家不只是文学鉴赏家，他应该是一个有现实关怀的“杂家”。第二，文学批评必须“批评”。从中国文学批评的现实看，当下有理有据对中国文学挑刺找茬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很稀缺。批评家和作家一团和气抱团取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批评的锋芒越来越钝化。第三，文学批评必须“文学”。当下文学批评越来越“非文学化”值得警惕。以近年“小历史”视角叙述近现代中国史的长篇小说为例，如何对《兄弟》、《笨花》、《圣天门口》、《受活》、《生死疲劳》、《赤脚医生万泉和》、《致一九七五》、《启蒙时代》、《河岸》、《风和日丽》等进行文学考量？值得注意的是，批评界对这些小说关注的热点往往集中在和“大历史”叙述的意识形态角力。问题是文学的任务仅仅是提供一种不同于正史的地方史吗？对于这些小说，如果我们还只是将其意义设定在历史的真伪之辨上，显然是一个背离文学常识的伪命题。而且写小历史、生态史、生活史、文化史、底层史以及庶民日常生活也并不必然保证通向的就是文学之路。也就是说，如果不从意识形态角力的角度来论，这些“小历史”叙述有没有自足的文学意义？

　　具体到每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批评家，首先要追问的是，“谁”在批评？“批评”语源来自希腊文的“判断”和“能批评的人”。“谁”在批评，出乎其外是文体、修辞、语体等等，入乎其内则是批评者的独立精神立场和文学观，批评站在什么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观察当下的文学批评，是“谁”在批评，是“谁”发出的声音，越来越不清晰。千人一腔，我们感觉不到文学批评从业者独立的文学观，感觉不到他们的体温和心温。在这里，我们甚至不害怕批评者的偏见和异见。一定意义上，最可怕的不是偏见和异见蜂起，而可能是唯存共识。因此，理想的文学批评生态是不同精神立场和文学观的并起和交锋。其次是为什么要进行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仅仅是作为人文学科的“非常精确的智识劳动分工”（萨义德），作为谋生手段之一种而存在吗？即便从“智识劳动分工”角度所赋予文学批评的文学史、文学理论、媒体批评的职责，我们的文学批评也不能算称职。而且，除此之外，文学批评应该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社会，介入到现实中间。再有就是怎样进行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从业者必须意识到的是在当下中国生活并且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因而，如何开展文学批评，运用怎样的批评资源和批评范式开展文学批评是无法回避“在中国”这个现实处境的。从这种意义上，每一个文学批评从业者都面临着不断重新做“会判断、能批评的人”的问题。无论怎么说，在当下，文学批评从业者仍然是文学教育、作品遴选和推介以及文学传统积累等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从业者只有通过广泛的批评活动才有可能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建立起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同时重新塑造文学批评自己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