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有两个文本令我震动与反思。一个是青年批评家梁鸿发表在《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的长篇非虚构文本《梁庄》（单行本《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版），另一个是青年作家李洱发表在《作家》（2010年第13期）《关于赵勇教授〈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回应与说明》。这两个文本都是“越界”写作，评论家梁鸿创作叙事长篇；作家李洱挥就机锋闪烁的驳论文章，而且两者都成为本年度备受业内关注的重要文本。

    梁鸿的《梁庄》以纪实的方式直面农村的现状，写出了她所观察和理解的“故乡”——她出生并成长了20年的地方，她既是一个归乡的“游子”，也是一个体察者与思考者。阅读《梁庄》，令人既感动又沉痛，梁鸿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当前乡村的场景，那些人物、故事与命运是如此真实痛切，又如此触目惊心，残酷得让人们不得不正视。我们感受到作者内心的疼痛与煎熬，她的目光、她的体悟与忧思、她的文学立足点。是的，当下的书写（创作与批评）太多满足于高蹈、小我与象牙之塔，从而忽略写作者的立足点，忽略当下现实，忽略写作者与人心与现实的对接。然而，生活在当下，却不关心我们的时代，或者不了解我们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个误区与盲点。作为青年学者和批评家，梁鸿敏锐地觉察到这种误区，“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梁鸿《从梁庄出发》，以下引文同此）她困惑自己每年都返回的故乡，只有她住下来半年之久才发现自己熟视无睹的故乡，居然潜埋着如此多的或温情或冷酷的血淋淋的真相，她因这一困惑而书写，并以自己的书写见证这个时代。

    评论家梁鸿这次“越界”的写作，除了对自己的虚构生活不满外，也许还来源于以下两种不满：首先是对当前文学作品的不满，尤其对乡村写作的不满，不满他们对现实的悬空，不满作品与现实与人心的无法对接。不满之中，评论家梁鸿摒弃了温情脉脉与概念化的东西，直面那片土地及在那里生活的人们，直接拿起笔，写出她所认识的“真实”，做出了一个非虚构的文学实践，创作出如评论家李云雷所言“一个在我们惯常的文学标准之外的《梁庄》”，一个本该出现在作家笔端的叙述。

    其次则是对自身评论工作的不满，文学评论与社会现实之间是一种更加“间接”的关系，长期陷于符号与知识的生产，与社会现实隔膜度更深。而《梁庄》的写作方式使梁鸿摆脱了羁绊，直接面对具体的现实，突破了“从文学到文学”的批评文本的内在循环；同时这在文体上也是一次探索与创新，梁鸿所做的半年的田野考察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工作，但与之不同的是，她所做的并不是照相式的分析与纪录，而是深深地投入了她的情感与自我，这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她所关注的不是某一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而是对农村（“故乡”）整体状况的考察，因而在这部书中，作者结合了社会调查、口述实录、访谈等不同的体裁，并以开放式的结构使作者与乡村与人物与读者沟通，展现了一个中国村庄的全貌，及其乡土中国的症候和中国式的悲哀，并以其质朴、真切打动了我们的心。梁鸿坦言，在写作过程中，她进行了很多理论准备：人类学、社会学，包括国外政治学。但在写的过程中，面对脚下的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真的用不上。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用理念建构一个乡村生活，最后只能放弃理论。”“我呈现的只是一种困惑，对乡村生活的叙述，如果能把他们的乡村生命叙述出来，我就很满意了。”梁鸿完成了她的初衷，完成了“从梁庄出发，你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梁鸿走出了当代知识分子或者批评家以知识、概念、“思想”作茧自缚的精神状态，也让只读知识性东西而忽略生活常识、忽略当下原创的经典主义者警醒，这样的写作姿态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知识分子灌注了一种生气和力量。这种力量还来自贯穿其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比如乡亲对乡亲、乡亲对村干部的直言不讳，尤其她父亲对村干部的批评，这都需要相当的勇气。这也体现了梁鸿对“良医”精神与“良相”精神的一种努力与张扬。面对当下生活，我们既需要技术（学术）能力与专业精神的“良医”，也需要关注现实与担当精神的“良相”。鲁迅是这二者高度结合的范式。

    也许这便是我们的一个立足点，是文学表现中有价值的一条路径，富有启示意义。普鲁斯特说“一部作品并非出自日常生活中的那个‘我’的产品。而是出自一个更深刻的‘我’。”尽管，梁鸿返乡的情调有点浓，叙述也还相对粗糙。但《梁庄》是日常的梁鸿，潜入生活了20年的故乡深处，再回到文学后，更深刻的“我”所创造的。这个日常与深刻的结合，便是现实与思想的相会，是写作者立足点与表现力的相生相应。

    另一个文本是青年作家李洱发表在《作家》2010年第13期《关于赵勇教授〈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回应与说明》，本文也许也来自李洱的不满，面对持续一年多之久，由“顾彬论”而引发的热论中，李洱忍不住想告诉国人真相，告诉我们他所了解的顾彬。李洱的这篇文章不仅明晰思辨、诚恳绵实，而且庄严畅扬。我以为有了李洱这篇文章，再去论说“顾彬论”显得多么的可笑与无意义。

    问题在于，全媒时代的文学批评，作家何为？批评家何为？学界何为？我们什么时候才不会因为一个不怎么读中国现阶段小说的汉学家说我们的文学是垃圾，就真把我们的小说当成垃圾了，或者来回不停论证，或者来回自己与自己争论？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葆有文学的自信心与判断力？一如李洱所言：“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对自己的创作保持足够的清醒，那它确实很容易跟在汉学家的屁股后面走”（《阎连科的声母》）。

    另一问题还在于：为什么这样有力量的转折点不是出自我们这些批评家的笔下，而是来自小说家李洱的笔锋？批评家何为？当然李洱是中国新生代作家中富于理性自觉的翘楚。他曾在我服务的《南方文坛》发表过《阎连科的声母》（2007年第5期）并获得当年度优秀论文奖。此文以人本与文本融会的角度，描述了阎连科及其创作，敏感精辟，鲜活生动，独出己见；同时他以汉语拼音的声母结构使论文具有了独特别致的文体风格，一时成为佳话。

    作家的批评实践表明：作家特有的艺术敏感、思维方式会使文本时时进入一般理论批评难以到达的地方，奇思妙想时时会直抵批评对象的本质精神；此外还表明：批评本来就不是批评家的专利，也为小说家中的批评家，批评家中的小说家留下了注脚。有此理性自觉的新生代作家还有毕飞宇，邱华栋等，包括一批批评家中的散文家，以及梁鸿这样的越界写作者。其实，这是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我们的现代文学大家不就是学者与作家集于一身的吗？

    这两个文本还启发我们思考：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我们能否理解自己，能否理解“故乡”、能否理解这个世界？能否在复杂的现实葆有理想？还有，什么是文学的真实？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我们如何寻找自己的文学立足点？

    是的，什么是文学的真实？对于生活在一个虚构时代的我们，尤为重要。今天的文学是需要新的社会的想象力，而真正的文学必然有与历史和社会现实搏斗的过程，这样才能接近文学的真实本身，哪怕是另外一种乌托邦，也许这就是所谓现实与理想的文学关系了。今天，文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与社会整体中的重要性日益降低，读者也越来越少，而这不仅由于社会本身的变化，也在于大多数文学已丧失了直面世界的追求与能力，轻视了文学与历史和社会现实搏斗的过程，忽略了学养而少了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型学者的博识，甚至丢失了中国文学传统中人物、故事、细节乃至思想等看家本领，文学因而无法唤起读者的共鸣，及至“文学真实”都成为了问题。于是，读者便退而次之变为对“真实”的渴求，“非虚构”作品热便成了时代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置身于一个“虚构”的世界——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全媒时代的文学中，我们赖以形成对世界与自我印象的信息，大多来自于媒体，来自于间接的经验，比如关于顾彬的论争，少有人探究其人其事的真相而陷入以讹传讹的口水仗；比如对乡村对故乡远坐于书斋的牧歌式误读，或想当然书写农民工走向城市的迁移；比如少有人从文本出发，客观肯定足下本土文化传统与世界性的融合等等。

    那么，重新探寻文学的真实，重新在理想与现实间找寻自己的文学立足点，便成了今天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