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既来源于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生活。文学艺术创作将现实生活的原材料通过开掘、提炼，生发了既来源于现实生活又不同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性，这才有了文学艺术作品。如果失去了超越性，就失去了创作意义，就没有文学艺术本身了，就像没有蚕丝只有桑叶，没有服装只有面料，没有高楼大厦只有砖瓦石块一样。从上述意义来看，超越性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生命。

　　文学理想的表达，体现了文学艺术的超越性。英国诗人密尔顿的《失乐园》不仅揭示了人类理性不强，意志薄弱，经不住诱惑的根源，而且抒写了人的自豪情怀、进取精神、革命激情。这理想光辉具有鲜明的超越性意义。马克思在读到《失乐园》时指出：“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这里，马克思把文学艺术创作比作春蚕吐丝，它源于现实生活，而诗作表达的理想光辉具有鲜明的创造性意义，因而具有重大的超越性意义。当代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抒写了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的人类共同精神的理想光辉，具有鲜明的文学超越性。作者写道：“这部长篇出来后，也许有人会问，你写的就是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吗？我可以说，是，也不是。虽然这粒种子萌生在那里，但它作为小说成长起来以后，早已改变了形态。虽然有些故事是有生活原型的，但我并不满足和拘泥于这些，我还是为它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故事——虚构的，以及我们所了解的一些鄂伦春人的故事。”作者巧妙地把作品与现实的关系比作植株与种子的关系，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来源于重大的创造性。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大量引进，对于我们开阔视野，活跃思维，提高创作起了重要推进作用。但是一些人搞“原装引进”，如世界观的“本体烦恼论”、历史观的“非人性化”、美学观的“反向诗学”的“大迁移式横移”，阻碍了文学理想之路的通行。

　　一些作品横移“本体烦恼论”，着力表现人生的烦恼、痛苦与绝望。一些抒写生活烦恼，工作烦恼，家庭烦恼，演员烦恼，新兵烦恼的作品，蜂拥出现在书刊上，就连被称为重量级的《秦腔》、《受活》等，也侧重展现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烦恼、痛苦、绝望。作者们认为生活烦恼是“普遍的生存状态”或“生活的基本常态”，“我们似乎看到生活像一个宏大的虎口在吞噬我们……”一些作品横移“非人性化”，热衷于表现纯然的兽性、卑微的龌龊的人性。有些作家只写龌龊、猥琐、扭曲、丑恶、自私、下流、空虚、无聊的人性；笔下人物，有的盗窃、赌博、吸毒；有的敲诈、诱骗、群奸，有的不爱任何人，只宣泄肉欲。一些作品着力表现丑，偏爱丑，赞美丑；有的赞美吸毒，有的赞美盗窃，有的赞美强暴，有的赞美乱伦。有的评论家则把这种兽性化的“人性”高扬为“个体意识新觉醒”，以至于以调侃方式抒写颓废无赖胜利的作品居然上了名刊的头题，几家选刊争相选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不仅使文学艺术苍白，平庸，而且使文学艺术患上了严重的“精神萎靡症”、“颓废绝望症”。凡此种种，遮蔽了文学理想的光辉。

　　文学艺术中理想的表达，不是从外部加进来的思想概念，而是将现实的变革发展予以艺术化展现，从中生发出强大的审美感染力。在这方面，成功的创作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首先要注重表现现实生活中主动进取、积极创造的奋斗精神。比如，在兆影的《红豆粘糕和奔跑》中，“我”遭遇了一系列艰难困苦，可“我”并没有被击倒，选择了坚持长跑。奔跑的意象展现了以主动进取、积极创造的奋斗精神超越艰难困苦的生存态势。弗罗姆认为，所谓超越，是指人渴望克服被动的生存态势，人总是不甘心成为环境的奴隶，力求由被动角色转变为主动角色，向着自己开拓的路线前进。这种对超越的要求，是“人的真正的自我，即人的本性特征。”

　　其次要注重表现日常生活中超越常规的新鲜事物。鲁敏的《逝者的恩泽》，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古丽、红嫂们突破常规展现的温情、善良、宽容的品格非常难能可贵,激发了读者大众的强烈美感。日常生活中超越常规的事物都具有特殊性。极为个别的特殊性，往往代表着人类的理想、社会的未来，本身就具有普遍性意义、超越性意义。

　　再者要注重表现现实中多侧面对立统一的辩证发展的心路历程。人，新人，英雄，其内心世界都是多侧面的对立统一体，其心路历程是在辩证发展中前行的。杨宏的《热血家族》以高有才为代表的英雄群体，孙铭的《铁流》以罗泰为代表的英雄群体，其心灵世界，都是崇高与平凡、公益与私利、英勇与畏惧、智慧与拙笨、新风与旧俗等多侧面的对立统一体。那些体现崇高、英勇、智慧、牺牲等等英雄素质，或在矛盾斗争中或在矛盾解决中常常占据矛盾的主导方面。这些英雄的成长，是在矛盾斗争中实现的，英雄心路历程，是在辩证发展中前行的。英雄心灵的每次升华，都经历着生与死、血与泪、火与水的强烈激荡，因而产生出耀眼的光芒。

　　注重文学理想的审美表达，只有文学放射出理想的光芒，我们的文学才能充满阳光，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