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学的“平面化现象”？就是文学作为文化产品，在与其他文化产品的比较中，它原有的审美价值特质的模糊与丧失，主要表现在文学表达边界上的模糊与文学表达差异性存在上的丧失。这里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随着社会需求中心点的逐步位移——即由需求物质到需求精神，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乃至追求正在成为一种大众化的趋势。信息化条件下，文学所面对的接受（消费）空间不是越来越窄化而是越来越宽阔了，只是大众文化的流行和强势既给了文学空前广阔的接受（消费）空间，同时又促使它不得不作出迎合的姿态而弱化创作（生产）者的个我差异性。这是文学作为文化产品在与其他文化产品的竞争性入市中，很自然的一种选择。二是：在上面的基础上，文学的创作（生产）者在很大程度上作出了两种比较极端的文学表达，即个我的偏执与媚俗的偏执。个我文学偏执的表达应是有着一定差异性的，但这并不是现代主义的先锋性——现代主义也是经典的文学，只是这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经典，而是内容、形式的大胆和与众不同。这样一来既可以引起“注意”而又不至于让人“接受”不了，一旦“注意力”集中了，流行就会成为接踵之事。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坏的文学表达倾向。媚俗文学偏执的表达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表达方式。大家在想什么、怎样在想和如何去表达，这是必备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也要有着个我的超乎想象和不同凡响，这便是媚俗表达吸引人们“注意”的撒手锏。三是：当下大众文化情境的大致轮廓，一方面是物质欲求持续旺盛，一方面是精神渴望逐渐凸显；一方面是从众心理的不可自控，一方面是个体参与意识的日趋增强；一方面是文化素养参差不齐，一方面是情趣爱好大致趋同；一方面是乐得直观易解和痛快淋漓，一方面是想着丰富多彩和千奇百怪。在这样一个大众文化情境之中，文学作为文化产品的文学表达就很自然地被平面化了——“平面化现象”正是在以上的种种对应和交汇中，求得的一个文学表达的“最大公约数”。再实质观之，文学表达的平面化，基本上就是社会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科学主义、娱乐主义以及营销范式在文化、文学的创作（生产）中具体的过程性表现，它们不约而同地交汇一起，在充当着这一切的无形“推手”和力量供给。四是：文学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大众型的流行文化“快餐”，就是它作为了文化产品，其创作（生产）者的实践（从业）趋向也并不可超越于审美特质之上而唯名唯利。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借助于或是捆绑于文学的一些“利益群”，最不可能对文学自身的未来发展作出真正的认知和判断，在文学进入文化产品的路途中、在文学与其他文化产品之间审美价值边界的模糊趋势中，这些“利益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化批评曾引起一些人们的忧虑。他们认为，如果抛弃了文学文本上工具性与经验性的分析研究，文化批评极有可能混淆了文学与其他文化产品之间的区分——文学为何之所以成为文学？但当下文学创作实践的真实情况，是文化早已远远大于了文学，文学在作为文化产品被生产着和销售着，并且文学自身与其他文化现象一起表现出了一种“同质共相”的趋前态势。这或许是说，人们的真诚甚至是有一些虔诚的学术用心，很可能在当下文学的创作实际面前失去话语的力量。文学特定的精神审美品质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之中，一方面它自身受到既来自内部又来自外部的双重弱化和性情“借代”，另一方面却也因着自身的这一特质而被其他文化产品任意扒拣与利用。当下文学表达“平面化现象”的出现与流行，正是这一切在文学创作中的升腾和衍生。

　　2007年10月召开的“北京中青年学者文化论坛”（《文艺报》），主要讨论了“后现代语境中的价值危机和重建”这个话题。虽然与会者在“传统价值”出现的当下危机上有着大致的共识，并表现出了很大的忧虑和对经典的向往及守护，但在“重建”这个十分紧要的价值生成点上却显得有些空泛而游移着几丝无奈。一年之后召开的“批评理论与当代文学生产学术研讨会”（《文学评论》），尝试着将这种“重建”引向具体的文化产品设置，其中也包括对当下“文学经典”样式建构的探讨——只是一些浅尝辄止的学术用力，似乎反而增加了如何“重建”、怎样去预知“重建”结果的团团“迷雾”。人们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和了解正在发生着什么，可对如何去建立、生发新的精神审美价值却一时难以提出具体的理论设想。

　　王朔几乎没有必要直接宣称自己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复出。思想家的出现有种种方式，既然选择了文学表达的方式，那为什么非要以直露浅在的文字来表白呢？结构的杂混、言语的陌生，并非他的积蕴和特色，即使作为复出的发轫，可为何不能作到文本表达有机的统一反而呈现着四分五裂的离散状态呢？过去的王朔，是将写作的姿势放低至常人之下而好对常人之上的人极尽褒贬之能事，同时，却又不至于招致“对等式”的回应。这是一个聪明、大大超越了常人的写作姿态。显然，这在当时对整个文学界说来都是一种内容与形式上的价值补偿。但是，王朔并没有再一次选择这样的方式来介入文坛，而在当下的文化（文学）状态面前，这样的介入很可能会重放异彩。当然，王朔需要的是在他自己价值中心点上的突破发展——既嘲弄他人、嘲弄世界也嘲弄自己，以至在最后的嘲弄中、在对原有价值的怀疑中，去埋设对新价值朦胧而忧伤的祈望。这样的文学表达当然不会直白浅露，也一定不会裸露出急功近利的“白森森的骨头碴子”。

　　刘震云文学创作道路的行进路线，似乎应该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自我设计：在对自身的价值积累有着一个明晰、确定的判断之后，如何将这种判断结果引入到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获得新的价值积累。《一句顶一万句》有了一个思想价值凝结的中心点，所有的语言组织、结构安排和人物设置都在围绕着这一中心点做着“圆周”运动——语言明确了，结构稳健了，人物有出处了，只是这样一个闭合的创作结果将刘震云已有的价值生成也给无情地封盖了：试想，一个原本开放式的阅知空间忽然被迅速窄化，而且还陡然树立起一杆思想价值耀眼招展的旗帜，人们的读解能够获得价值的自我生发或被导入到更深的文本层次吗？余华的《兄弟》落入到平面化的“陷阱”之中，是作者在创作实践中并没有把握好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界限。作者很可能在人们对其幽邃、深长的创作价值开掘的同时，过多地受到了破解社会历史和人物命运密码的暗示，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极大地刺激了作者的理性认识并使之不当膨胀，从而破坏了自身原有、成熟的文学表达范式。当然，传统作家创作的平面化倾向，很直接的一个因由，是在文学的价值与功效被重重遮蔽、消损之下，急于进行自我精神宣示的一种现状和结果。

　　“80后文学”进入到主流批评的视界，这应该是在文学发展的持续力量和文化意义的前沿上所进行的批评实践。需要秉持的客观态度是，虽然“80后文学”的内容有着新质的发现与增长，其形式能够适宜于某些接受层面的阅知，但实际存在着的精神与心灵的空洞化，并以娱乐、消费的姿态来进行“性情”填充的流行态势，也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这种在作品读解、认知上的一过性，还沉溺在自我精神吮咂的自得其乐之中，促动着消费主义、“游乐人生”对文学表达的审美品质产生了不小的损害，文化（文学）几乎成为了时尚流行、既得享受的釜底游鱼。可以说当下文化（文学）消费的一过性，只会进一步强化消费主义的话语权力。正因如此，“80后文学”在表达上的平面化趋向应该受到一定的遏制和化解。这一遏制，或许可以来自于创作（生产）者自身的自醒与自律，而化解，则要通过内部与外部的共同努力来进行文学审美特质的再认定。“80后文学”很有可能会在今后发生内容与形式上的转折性变化，在审美品质上形成一个全面跃升的历史拐点，或者就是这样的一个写作状态而走向自身的成熟，来满足能够持续存在的某些阅知需求。至于网络文学的未来发展，要么是在网络时空中以未定的或是不确定的表达姿态，来持续进行大众娱乐型文学言语的热闹非凡；要么是在与纸媒文学的相互转换和互为捆绑中，来寻求文学表达在纸媒与电媒形态之间的结合发展；要么可能是在以上两者表达的基础上，在网络时空中蜕变成为不同于以往的文学生成——那时的网络文学，应该会在精神价值、审美表达的高度上给人们的心灵以充分的慰藉和愉悦。

　　文学表达之于文学，是文学差异性存在的审美特质，没有文学表达就没有文学的存在。当下文学表达上的“平面化现象”，应该引起人们更多的批评注意。近些年来在林林总总的文学创作实践面前，在许许多多理论观点的驱使下，人们对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反思愈来愈变得广泛和深入。这一广泛和深入，不但是非常急需而必须的，同时也是在对文学如何获得良好、持续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及时的认知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