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文坛与文人漫议 |
| 作者：邹平 文章来源：文学报 更新时间：2014-10-28 14:5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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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头十年眨眼就过去，但缺少像陈忠实的《白鹿原》这样的具有经典品格的作品，已是不争之事实。
当然，经典作品不是有人出来宣布就行的。近三十年来许多作品得到各种各样的奖，被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宣布为伟大的作品、划时代的作品，或人为地炒作一番、大热过一段时间，从此进入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史”里，自以为可以不朽了，却还是没能被广大的读者记住，终于渐渐淡出了他们的视线。
文学靠的是作品的不朽，才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去，成为“不朽之盛事”。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何况作家？只不过，作家是聪明人，他(她)可以把写出不朽作品作为写作目标勉励自己，或者干脆标榜一番，心里却早已知道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于是少不得要去依靠官方的奖掖、出版界的赏识、评论界的争说和新闻界的炒作，以此寻找进入不朽作品行列的可能性。这也无可厚非，因为这个机制本来就存在。但是这个机制里缺少一项最要紧的东西，就是真正自掏腰包买书的读者。他们没有授予作家某某奖的行政权力，也没有出版家的资源权力，更没有评论家的话语权和新闻界的炒作权，但他们有不阅读的权利，有不拿自己的钱买你书的权力。所以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读者是个很重要的角色，也关系到作家作品的寿命。
但在前二十年，我们分别实行计划经济和计划、市场的双轨制经济，小说有没有读者就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符不符合我们的意识观念。所以，出版界出不出作家的小说主要看它是否符合时代的意识观念，会不会引起评论界的争说。那时的新闻界还没有炒作这一说，不过是跟着评论界做些宣传而已。这就使评论界春风得意，一部小说的朽与不朽，很大程度上是由评论界说了算，并且最终形成官方的奖掖，因为那些国家级、省市级的文学奖的评委就是由文化官员和评论家组成的。本来，就文学是一项自由的事业而言，这样的经济体制是不太有利于不朽作品的诞生，因为作家的创作受到非文学因素的掣肘。而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则提供了自由写作的较大空间，应该更有利于作家写出不朽之作来。然而放眼这十年，却难有小说让广大读者喜欢不已以至露出点不朽的征象。为什么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不朽的文学作品都是要在不自由的环境下才出现，理由是权力压制使作家产生更强烈的创作欲望，由此才写得出不朽的作品。而自由的环境使作家没有了精神压力，没有了“写作标准”，反而写不出不朽的作品。我不想说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可以举出很多文学史上的例子来支持这个说法，但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证明不朽的文学作品不一定都是在不自由的环境下产生的，所以，不能因为有些不朽的文学作品是在不自由的环境里产生，我们就要求社会倒退到不自由的环境下，以此来祈求不朽的文学作品诞生。
说自由的环境使作家没有了精神压力，所以写不出不朽的文学作品，同样也不符合逻辑。自由是什么？是思想的解放，也是社会责任的承担。一方面你能够解放自己的思想，自由地写作，另一方面你又必须承担对社会的责任，约束你的写作。这是成熟的自由环境应有的两个方面。成熟的自由环境允许作家自由写作，也允许读者自由阅读。作家的自由写作一旦发表，就会影响到他人的自由，所以作家必须约束自己的写作，不能为所欲为。回过头来看这十年的文学创作，自由写作的环境比过去要好多了，但很多作家的责任担当和自我约束却比过去要少多了。
文学的不朽是要靠好作品的不断问世来支撑的。既然暂时出不来好作品，文学市场的内在要求就必然是作品数量的剧增，并且为了推销作品不断炒作。
文坛靠话题作秀
炒作现在成了文学界的共识，一部新书出版，若不开研讨会、不上报纸，往往就没有影响。但这样的研讨会多了，读者就麻木了，麻木之后的人们就不再理会这类新闻，炒作就失去了价值。同时，这样的研讨会也严重地破坏了文学批评的权威性，文学批评一蹶不振也就不足为奇。
更主要的是，有一些作品甚至连这样的研讨会也没法开，因为它们实在也找不出可以“研讨”的地方。于是，炒作就只针对作家本人。像郭敬明的小说被《人民文学》、《收获》杂志发表，人们可以不谈他的小说究竟如何，只管大肆炒作这个事情本身，以此达到吸引读者眼球的目的，算是典型范例。
使作家的个人事情、甚至负面新闻成为一个话题，然后在报章上大肆炒作，以至成为文坛的热门，各种人物纷纷登场议论一番，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对文学创作自由误导的结果之一。作家既然出不了好作品，文坛却还要保持热热闹闹的景象，那就只有靠话题来作秀了。21世纪的头十年，这类作秀话题比比皆是，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韩寒和郭敬明。我们现在还能记得这两位青年作家究竟写了多少小说？他们的小说在文学上究竟有哪些价值？恐怕说不上来，但他们的知名度却高于所有的“80后”作家，俨然成为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事实上，我们记得的只是韩寒在成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第一名后高中没毕业就辍学当作家，在发表了几部小说、拿到巨额稿费后又去当赛车手，在网络上和某某某打笔仗；我们记得的是郭敬明抄袭别人的作品拒不承认，后获王蒙推荐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下海办杂志赚钱，他的小说被《人民文学》、《收获》发表成为新闻，如此而已。显然，所有围绕着他们的话题都不针对文学作品，都不具有文学理论价值，都是一些八卦。而我们的媒体、文坛却乐此不疲，因为媒体靠话题吃饭，文坛靠话题作秀。
前二十年的文坛也充满话题，不过那些话题多少具有文学理论价值，文学批评界对此发出的声音多少还有些意义。现在变了，很多话题几成某些人的作秀。这就使文学批评界也无法介入，因为只要你介入了这类话题，你就也成了作秀的一部分。于是，严肃的批评家避而远之。值得反思的是，这样的话题作秀还对其他“80后”作家起到了遮蔽作用，那些认真创作的“80后”作家无人知晓，他们的创作被笼统地标以“80后作家”，而“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就是某几个人。
需要有一种平衡的力量，使我们的作家在获得自由写作的同时承担起社会责任，使我们的作家在自由作秀的同时承担起文学重任，而文坛应该是这种平衡力量的代表。
文人靠当官入流
当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文人纷纷出任各类文化官员，大到作协书记、副书记，主席、副主席，大学、研究所的各级领导，出版社、文学杂志的主编、副主编，小到某某中心的主任、某某团体的委员、某某组织的顾问。于是，本来没人知道的某某人，一下子就有了文坛的话语权，仿佛天下没有他不懂的事情。各种各样的研讨会他必到场发言，各种各样的媒体他必被采访，各种各样的谈话、文章灌满了人们的耳目。奇怪的是，他的观点只有附和，没有商榷，更没有反对。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创作有成、学术有成的文人，因为没当上官，或虽当上个小官却到退休年龄下来了，一下子就失去了文坛的话语权，别说参加那些个研讨会，就连发表一篇文章都很困难。没别的，谁让你没当上官，没当官就不入流，何况又老到退休的份上，还是靠靠边，给年轻人让路。
本来，这些文人写作颇有成绩，老文化官员退下来，总要有人接班，于是论功当官也不是不可以。但问题是这样一来把文人分成了两类，当官入流和没当官不入流，这就是“官本位”的传统在作祟了。
如是，青年作家们忙着话题作秀，中年作家们忙着当官入流，还有谁来真正埋头创作不朽的文学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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