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与一位律师朋友聊天，他说中国法律目前已经进入“工地化”进程。具体而言，一则法律条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它，能否使用某则法律条款是有条件而不是无条件的、平等的。所以，同样的案子由于地点不同，时间不同，当事人不同，结果就会大相径庭。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无疑是背道而驰的。法律的“工地化”表明了对法律的共识的丧失，法律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成了人们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对法律界的情况不大了解，不知道这位朋友的议论可不可靠。但据我观察，当代文学评奖中所透露出的文学的“工地化”现象正愈演愈烈。

    所谓文学的“工地化”，实际上也是涉及到文学评价的共识的破裂问题。文学评价的标准越来越随意化，“亲缘化”，圈子化。某些作家成了获奖专业户，但他们作品的影响却越来越小。大大小小的文学“工地”汇集起来的不是文学的繁荣景象，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混乱景象。这些工地的施工规则各不相同，有的奔着“主旋律”而去，有的奔着“艺术试验”而去，有的奔着“畅销书排行榜”而去。最终，每个工地在竣工之时都领到了某些专家、权威颁发的荣誉证书，皆大欢喜。至于这些文学工地能否不朽，能否改造世道人心，能否触动社会触动人心，这些都停留在颁奖辞和获奖感言中，作品逐渐被人遗忘，只是为这位工程师的履历增添了光彩的一笔，使他更加信心满怀投入另一个文学“工地”的建设中。前几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论断曾引起沸沸扬扬的议论。我认为，顾彬的意思是说大部分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少部分的当代文学虽然不是垃圾，但也没有达到文学应有的高度。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顾彬的话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状况，究其根底，是文学工程师们都爱奔着工程验收人员的认可而去，而不是奔着文学的最高理想而去。当然，不仅是文学创作进入了“工地化”进程，学院里学术研究的“工地化”恐怕更为严重。各种科研立项、课题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最终恐怕只是成就了各种“学术圈地运动”，对于中华民族的学术建设究竟有几分实绩就无人知晓了。

    前一段时间，陈晓明、肖鹰等人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不是处在最好时期的争论同样反映了文学评价的共识破裂问题。中国文学当然不一定要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最高宗旨，但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一定是体现在它对当代社会公共空间的介入和影响程度上。在文学与公共空间的关系问题上，南帆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南帆认为文学的意义在于以其独特的话语功能改变公共空间的总体格局及内部关系，尽管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的位置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文学等人文学科，但“文学之中的人物、故事以及许多奇思异想常常无法纳入社会科学的现场结论。这将打破平静，挑战各种传统的成见，形成社会文化内部的波澜。正是因为如此，即使今天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如此地令人景仰，文学仍然不可或缺。”[1]因此，问题不在于文学有没有介入社会公共空间，而在于文学有没有呈现自身话语的独特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话语光谱。尽管南帆认为现在并不是争论中国文学是不是处在最好的时代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天，中国当代文学成为过往的历史景象，供后人指指点点地参观、访问和研究。然而，至少在今天，论功行赏的时候还没有到来。授予哪一种功勋称号，金质奖章还是银质奖章，是否荣任经典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当前能不能命名为文学的最好时期，这些问题都不是当务之急，可以放心地抛给后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首要事情仍然是，孜孜不倦地表述这一代人，紧张地与周围的历史举行全方位对话。”[2]但这并不代表南帆对当代文学创作的现状表示乐观，从文学与公共空间的关系进行判断，南帆不能不承认文学在公共空间中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么活跃，“我觉得可以接受的结论是，公共空间内部文学所占有的比例大幅下降，但是这与没有文学的公共空间迥然不同。文学仍然是一颗随时可能发芽的种子，尽管现在的气候和土壤不是那么适合了。”[3]关于文学评价中的“中国立场”问题，南帆认为这个概念的意义不在于代表某种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的民族主义立场，而在于从中国问题的复杂脉络中理解中国文学的位置、功能、作用，“在我看来，‘中国立场’的意义毋宁说在于指出，我们正置身于一段奇特的历史。炽烈的革命渐渐退隐到幕后，我们所熟悉的左翼文化成了思想遗产。经济晋升为历史发展的头号主题，市场造就了新型的意识形态。当然，革命曾经许诺的理想并未完全废弃，平等和自由仍然是令人憧憬的前景。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如何与这种理想光滑地衔接？这不仅面临革命浪漫主义与市侩哲学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资本运作带来的贫富悬殊，如何遏制贫富悬殊派生的权力与等级。显然，大半个世纪的革命并未到达预期目的，解放意外地制造了另一副枷锁。但是，只要压迫和剥削被视为一种令人憎恨的社会现象，只要革命的初始动因始终存在，‘历史的终结’就是一个幻觉。迄今为止，历史驶入一个陌生地带，各种传统的导航图陆续失效。我们的周围充满了未知的挑战。新左翼与自由主义曾经发生激烈的遭遇战，它们分别依据自己的观念谱系归纳历史。尽管哪一方都没有妥协的意愿，然而，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是，双方的观念都无法完整地处理许多新型的经验。恐怕还是要承认，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历史上不存在先例。许多理论资源可供参考，现成的答案阙如——无论求诸中国古代传统还是西方现代文化。我们一度设想，革命可以解决诸多问题；现在，我们遇到的是革命之后怎么办。‘中国立场’首先表明了我们落入的环境：如此之多的问题必须重新解释、探索，思想、智慧、勇气和洞察力缺一不可。显然，中国当代文学加入了这方面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包括总结历史，也包括参与未来的建构。当然，文学的建构不是提供面包、钢铁或者坦克，文学的擅长是改造我们的意识。这并非制造若干美感的波澜，提供几阵无厘头式的笑声，或者杜撰一个悬念丛生的故事。改造我们意识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均有资格担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主人公。”[4]显然，“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超越了人类已有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思考。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往往经历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有序进程，而中国的现代化则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共时多元杂糅的混合物。这种独一无二的中国语境应该能够产生伟大、独特的中国文学，产生因应这种特殊语境、推动这种特殊语境良性变动的好文学。八十年代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以其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醒目的民族美学风格狂飙世界，也间接引发了中国“寻根文学”的热潮。现在看来，“寻根文学”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学习总体上是有效的，也产生了不少扎根中国土壤、风格独特的好作品，但也因为这种学习带有“超英赶美”的功利性心理，因此并没有使中国作家对何谓伟大的文学形成深刻的理解和共识，大多数人对好文学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等模糊认识中。“寻根文学”成就了一批名作家，但这个概念很快被更新的其他时髦概念替代了。这实际上已经成了新时期以来文坛的老毛病。批评家家兴高采烈地抛出一个个新名词，作家们兴高采烈地围绕新旗帜写作，文学奖项一顶顶抛向新人或旧人，但对文学的认识却依旧模糊，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迄今为止，我们或许应该达成一种共识，真正伟大的当代文学只有在因应复杂的“中国问题”中产生，伟大的作品只能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冷静的观察和批判性的思考中才可能生成。如果文学知识分子共同体没有对“什么是好的文学”形成共识的话，文学的“工地化”趋势将无可挽回。它导致的不是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而是中国文学长期在低水平层面徘徊，也就无以摆脱类似“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鄙视和怀疑。当然，文学评价涉及到评奖机制、评委构成、文学刊物办刊理念、利益分配等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但如果共识的问题不解决，其他方面更是无从谈起。我们的作家应该以作品体现自身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力和影响力，而不是以自己领到某一张工程验收合格证书为荣。我们的批评家眼光不能只盯在某一块或某几块工地上，应该能够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长远发展着眼，让真正有影响力、有深度的作品浮出水面，导引中国当代文学健康发展；当然，是向不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向垃圾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