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读徐上峰先生文章《中国作家缺了什么》(见《文艺报4月19日2版》)，颇受启发，得益甚多。

    首先，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许多重要问题聚讼纷纭，往往与此有关，作者抓得很准。其次，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一个敏感话题:“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问得也实在是好，好在不拖泥带水，直面中国当代文学的真实境遇。还有，作者明确指出:中国作家在世界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缺乏，与中国作家的作品存在两个缺陷有关。其一，缺乏人文主义关怀。其二，写故事很有一套，却没有留下想象和思考的空间。

    上述观点我都赞同。但细读之后，总觉得文章尚有未尽之意。缺什么呢？缺少了对作家主体意识的进一步追问。我认为，我们中国当代作家总体来看，最欠缺的，就是那句人们早已熟悉了的老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

    毫无疑问，从思想的深邃到艺术的创新，文学作品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必须是独特的“这一个”，必须深深扎根于历史苦难、社会变革与民族精神搏动的深处，我们才有希望竖立起一座座文学史上的丰碑。这就要求作家必须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反之，如果作家主体意识僵化，缺失个体的独立精神，缺失个体心灵的自由，还谈什么天马行空般的艺术创造呢？

    由此观之，正是作家主体意识的缺失，才导致徐文所指称的文学作品中的“两个缺陷”。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中国作家到底缺的是什么，也就很清楚了。

    甚而，中国作家主体意识的缺失，在当代文学六十年实践中的表现，也是很值得深思的。批评家洪治纲最近有一段切中要害的论述:“倘若以此来观照中国当代作家，我觉得有两个极端情况值得关注:一个是精神的极端禁锢，一个是精神的极端放纵。”回望历史，洪文分析道:首先，极“左”思潮横行时期的文学创作，作家无法把握独立的艺术空间，也无法追求自由的审美表达。其次，面对90年代后的多元文化格局，作家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受制于文化消费与大众传媒的规约，随着年轻作家的不断涌现(例如郭敬明)，甚至写作成为他们谋生的手段或娱乐的方式。

    请看，作家们的主体精神，要么是极端禁锢，要么是极端放纵，两种倾向，其源一也。这不都是作家应有的主体意识的缺失吗？几十年大趋势如此，尽管曾有过80年代文学一度辉煌，但就当代文学总体来看，走向世界的路还是很艰苦的吧。首要的问题是，在儒家代代相因“内敛型人格”精神习染下的中国作家，如何才能像和我们国情基本相同情境下的许多俄罗斯作家那样，修得现代知识分子理应具备的自由而独立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