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然看到许先生去年发表的口述回忆录片断，其中在回忆傅斯年先生时，谈到有关张光直和家父张我军的一些事。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文中所述与我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之事实有大相径庭之处，因此渴望许先生能对此释疑解惑。

　　首先，许先生说家父“在沦陷时期是华北伪政府的教育总裁，所以就列为汉奸，他后来申辩他是台湾人，所以是日本国民，这不能叫汉奸，后来没有治他的罪。”(见《许倬云谈话录》第三章：台湾大学［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我是张我军的长子，北京沦陷时期一直生活在家里，曾听到家父与伪政权“情报局长”管翼贤通电话时，坚决拒绝过管某拉他担任伪官职的游说。沦陷八年，家父一直以教书、译文为业谋生。在我看到过的台海两岸和海外有关张我军的传记、年表中，也从未出现过他担任过伪官职的记载。另，在华北伪政权中未闻有所谓“教育总裁”之称谓，只知道周作人曾充当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莫非许先生错将“周冠张戴”？

　　沦陷时期，平津一带确有充当“社会局长”、“新民会长”、“畜牧司长”、“道尹”、“县长”等伪官职的台湾人，抗战胜利后为国民政府逐一逮捕入狱。后由旅平及旅津台湾同乡会代为申诉，要求对日籍台湾人网开一面，宽大处理，遂于北平解放前夕，先后被释放出狱。此事与张我军风马牛不相及。不知许先生有关家父的上述种种说法，所据为何？

　　其次，关于张光直在“四六事件”中被捕一事，《许倬云谈话录》中的记载与张光直本人的叙述(见《蕃薯人的故事》，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1月出版)有很大出入。张光直在北京读书时，受过我和他的同学温景昆的思想影响，追求进步，憎恶社会上的黑暗和腐败。到台湾后，在与温景昆的通信中发泄不满，被台湾邮检机关发现，遂以“共党嫌疑”被捕。他的思想转变是在来台以前的事，并非如许先生所说与家父返台后的处境有因果关系。光直是1949年4月6日被捕，至1950年3月12日交保释放，坐牢近一年之久，并非许先生说的“下了两个月牢”。光直在无辜羁押期间完全丧失自由，被蒙过眼，戴过手铐，吃不饱饭，限制大小便，受到严厉追讯，强迫接受反共“训导”等，也不是如许先生所说“没有怎么虐待”那么轻松。

　　再就是，许先生要为傅斯年先生“说一句公道话”，而指责“张光直的回忆录里面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以为傅先生是帮助政府抓人，实际是挡住政府进来自己抓人”。据查，张光直的“回忆录”是这么写的：“台大是按名单一个一个抓的，师大没有名单，所以整个宿舍的人全都被捉……凡是台大的学生都相信学校(校长傅斯年)与警备司令部合作，供给他们名单和宿舍地址”(见《蕃薯人的故事》59页)。光直被捕时不是台大学生，也不是在台大宿舍被捕的，他写的是“台大的学生都相信”，并非如许先生所断言是光直个人“判断的错误”。且光直还写道：四六事件的受害者都没有说在狱中被刑求过，是傅斯年先生对警方说了话，在这方面“帮了学生一个大忙”(见《蕃薯人的故事》66页)。所以，许先生指责张光直对傅斯年“不公道”，也是不够公道的。

　　至于张光直与李济先生关于龙山和仰韶“两大文化系统”是否存在渊源关系的争论，我这个外行和局外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但经查阅李济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与张光直之间的通信，他们曾不只一次地谈过这个问题(参见李卉、陈星灿：《传薪有斯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页)。虽然李济先生直到晚年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如光直撰写的论文：《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正是经过李先生的首肯，而发表在他主编的《史语所集刊》(1959年)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光直到哈佛读书，到1979年李先生驾鹤西去，他俩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师生关系十分正常。作为学者，学术见解不同并进行讨论，是极平常的事，许先生也肯定“光直始终是李先生最得意的学生”。那么，光直怎么会因此而对老师“在感情上有疙瘩”，“常常成心躲开他”呢？我想许先生的这些说法，似乎是过度地“警觉”和“敏感”了。

　　许先生口述回忆录发表后，关于张我军、张光直的上述种种谬说，己为各方传抄引用，成书出版后影响更广。本文提出的问题，如确有回忆时口误或记录者笔误，祈盼许先生校正，以利维护“小心求证”的传统学风。至于本文所写，如有不符事实或理解错误之处，也恭请许先生不吝赐教。文词上如有冒犯，则敬祈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