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长篇小说是建立在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百年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赋予了当代长篇小说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小说家从来就没有冷却过关注现实的热情，现实生活始终是长篇小说的最主要的写作资源。但是，长篇小说仅仅有现实性是不够的，仅仅满足于“记录”也不是真正的文学。小说所以不同于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就在于它要为读者提供精神性的东西。文学从根本上说也是慰藉人的精神的，所以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就是一座精神家园。人们的很多愿望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满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还会遭遇到很多挫折、受到伤害，带来心灵的痛苦。那么有没有一个地方来满足人们未曾实现的愿望，来抚慰人们受到伤害的心灵呢？有，这就是作家们通过想象而提供的一个文学世界。

　　作为精神慰藉之所，精神性就应该是第一位的因素。批判性是现实主义的灵魂。法国学者在总结19世纪以来的法国文学时认为，理性的批判，是“法国文学中最富活力、最有影响、冲击力最大、生命力也最强的部分”。我以为，也可以这样来评价批判性在当代长篇小说中的作用。我们的作家对社会有着一份责任心，对社会中的丑恶和弊端有着一种嫉恶如仇的情感。但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充满批判性的小说时又总觉得欠缺点什么。作家在小说中对丑恶的东西毫不留情，不惜用最渲染的方式将丑恶放大了揭露出来，弥漫着苦难，充斥着邪恶，传达着绝望和悲观。阅读这样的作品时，就觉得是身陷漫无天日的荒漠之中，四周都是干燥的，这时候哪怕有一口清水润湿一下干渴的嘴唇都会感到满足。这就是这些作品所欠缺的东西，它是一种温润的人文情怀。温润的人文情怀是沙漠中的绿洲。而这一切也就构成了长篇小说的精神性。

　　精神性涉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在文学作品中这一切不是直接裸露着的，它渗透在文学形象之中，在长篇小说中就会凝聚成一种诗性精神。红学家周汝昌在谈到《红楼梦》为什么会成为稀世的文学瑰宝时就认为，关键在于《红楼梦》有“诗的素质”。因此，尽管从内容、样式上看，《红楼梦》与过去的才子佳人小说有相似之处，可是诗的素质使它超越了所有的才子佳人小说，曹雪芹以诗性精神在作品中建构起一个宏大的精神宇宙，小说完全写的日常生活，也有世俗的欲望，但我们从这些内容里能得到一种诗性的感染，比方说，贾宝玉的“意淫”与西门庆的纵欲相比，带给我们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诗性精神是文学的灵魂。

　　长篇小说要在现实性、批判性与精神性的结合上下功夫，这种结合并不容易，不是说作家把一些伟大的思想、崇高的观念贴到作品中就有了精神性。这种结合应该是像糖溶到水中的结合。有时我也看到作家力图丰富作品的精神性，但他没有找到将现实性、批判性与精神性结合起来的方式。最好的结合方式其实就是最好的文学方式。有时阅读一些长篇小说，能够感觉到作家在精神性上力图有所追求，但精神性的东西并没有灌注到整个叙述之中，这样的小说可以说是差那么一点火候。有时阅读一些长篇小说，也能够感觉到作家对于现实弊端的义愤。但同时又感到作家除了表达义愤之外，没有给我们一种力量和勇气，传达的是一种绝望之情。我曾读到一位年轻作家的小说初稿，我感到作者就是以这样一种绝望的心态去叙述现实生活的，我对他说，如果在你的叙述中加进去一点温暖的因素会不会好一些呢。他同意我的观点，同时也反省为什么在小说中表现得那么绝望，他最终说：“温暖才能照亮世界，我会郑重采纳您的意见的，至少这部小说不会那么消沉，依然会有温暖的力量存在。”

　　精神性使作家能够超越个人情感，具有更博大的胸襟。文学应该是个人化的创造活动，否则就没有独特性，但作家的个人化应该有一个博大的胸襟所承载，否则你的创造就难以引起共鸣。我曾读到一部描写女性的情感遭遇的小说，作者很真实地写到了女性在情感挫折中的心灵上的疼痛感，但我也发现，这些女性的痛感神经特别敏感也特别脆弱，一点小小的苦难就让她们承受不了。我感到，作者的胸襟太狭小，所以她就只能跟着笔下的人物为一点点小事就去诅咒整个世界，而看不到世界真正的希望在哪里。即使在这里作者想要对社会进行批判，这种囿于个人狭隘情感的批判也不会是有力的。高尔基在回答为什么他在童年的苦难经历中没有堕落成一个坏人时是这样说的：“因为天使一直伴随着我成长”。我觉得我们的有些小说中缺少的正是这样的“天使”。这个“天使”就是一种充满人文情怀的精神性。

　　文学的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语言上来，文学的永恒魅力最终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因为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仅决定了我们的叙述方式、审美方式，也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但由于长篇小说需要有一个庞大的故事结构，故事性往往遮盖了语言的问题。即使长篇小说讨论起了语言问题时，也只是局限在如何讲好故事的层面，比如要口语化，要吸收生活中鲜活的语言。我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定义为现代汉语文学，显然这里的现代汉语是特指一种书面语，是对应古代文学的书面语——文言文而言的。这两种书面语言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否定性的革命关系，而不是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断裂的状态，二者之间缺乏美丽圆润的过渡，中国古代文学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现当代文学之中来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性的精神资源。但现代汉语与文言文的断裂，使我们难以深入地、有效地开发这一宝贵的精神资源。语言在诗歌中会表现得更加纯粹，所以我觉得当代诗歌在解决语言的问题上比小说做得好。小说家完全可以借鉴诗歌成功的经验，但小说家与诗人的交流太少。

　　很多年以前，我看到一条新闻，一位移居海外的华人用英语写的一部小说在加拿大获得了最佳图书提名奖，这个奖是加拿大主流文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奖项。我当时对这条新闻特别感兴趣，因为海外华人很难进入当地的主流文学，而这位华人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中国人，她怎么就能得到加拿大主流文学的认可呢。去年，这部小说由作者李彦本人译写的中文版《红浮萍》在国内出版了，我特意拿来认真读了。小说讲述的革命年代中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悲欢，着重塑造了三代女性形象。从故事情节上看，类似于内地近十来年流行的家族小说，小说通过外婆、母亲雯和自叙者“平”在革命风云和政治斗争中遭际和坎坷，写出了她们就像水中的浮萍一样经历着精神的漂泊，从而叩问了中国人的信仰所在。就是这种中国革命的故事，加拿大人不仅爱读，而且还要给它评奖。为什么呢？我觉得语言是很重要的原因。李彦的英语写作水平很不错，她不仅仅掌握了英语的语法，而且也学会了英语的思维方式，当她用英语思维来处理她的生活记忆和中国经验时，她就摆脱了国内作家难以摆脱的语言思维定势，能够从容地对待中国经验中的芜杂的现实纠葛，触摸到精神层面，进入人物的内心深处。这一次，她用中文再一次来译写这部小说时，英语思维带来的特点还保留了下来，因此我读这部《红浮萍》时，虽然感觉人物和故事很熟悉，但作者叙述故事的特殊方式和对叙述中的语言的讲究，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作者极其用心地选择那些具有文学色彩的语言，从而使得小说充满了书卷气和典雅的气质。

　　语言的典雅气质是由语言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所铸就的，它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形式问题，最终取决于作家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