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一些年轻人不了解胡兰成那点丑史，也不了解他被驱逐出台湾的尴尬，只知道他是张爱玲的“白马王子”，因崇拜张爱玲，爱屋及乌，也崇拜、吹捧起胡兰成来。有人甚至拾人牙慧，称张胡之恋是什么“神仙眷侣”，恨不得把这场错误的婚姻当成婚恋楷模。有位文学硕士考博时这样回答主考老师：胡兰成在汉奸中算是好的，和周作人一样，并未杀人放火。如果让别人当汉奸，还不如让他当呢！似乎非向这位文化汉奸顶礼膜拜不可了。

　　之所以如此，关键是他们犯了张爱玲当年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忘了民族大义！忘了汉奸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和帮凶，而把很有文才、又极力吹捧自己小说的胡兰成抽象化、“神化”了。但当看清楚胡兰成的丑恶灵魂后，张爱玲还是当机立断，写去了“绝交书”，幡然悔悟了。上世纪70年代初，一位台湾作家给她写信，表示要根据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等忆述写一部《张爱玲传》，请她支持。她马上回信，一口回绝。胡兰成给她多次去信，她也未予理睬。她的第二任丈夫赖雅是美国剧作家，年老多病，但张爱玲一直以赖雅的姓氏冠在自己名前，至死未变。

　　为了怕别人不听劝阻，写出胡兰成“模式”的张爱玲传，她抢先动笔，写成了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书中的盛九莉就是她自己的写照，邵之雍就是胡兰成的化身了。小说为了畅销，复制了当年张胡之恋的故事，大大美化了邵之雍，也写了很多张爱玲从来不写的“性镜头”。但当友人宋淇看完手稿劝她不要出版时，她很爽快地答应“《小团圆》要销毁”。直至她1995年逝世，《小团圆》整整雪藏了二十年。《小团圆》的写作和雪藏，充分说明了张爱玲内心的矛盾、痛苦与煎熬，她毕竟难忘胡兰成。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胡兰成欠张爱玲多少感情债？》，发表在2004年第4期《台湾文学选刊》上。我至今认为：只有这样看待张胡之恋，才能比较客观地评价张爱玲的文学（包括《小团圆》）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