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方法、模式很多，文学批评切入点也可以因人而异，但不管批评者具体沿用什么样的批评方法，不管是基于内部或者外部研究背景下的文学批评，在诸多方法的背后一定蕴含了批评者的文学观念。批评者的文学观念，直接影响其对文本的评说与判断。换句话说，批评者如果没有文学观的支撑，其批评也将游移不定，这种游移与对文本的理解、沟通，与批评者所持的宽容原则是不一样的。只有坚守批评者的文学观，坚持批评者对当下文学的理性判断，才可以充分发挥文学批评对作家和读者的引领作用。1935年，鲁迅通过编“奴隶丛书”推介三位作家，他们分别是叶紫、萧红和萧军。其中，鲁迅对萧红《生死场》的评论最引人瞩目。鲁迅说《生死场》“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在这篇不到一千字的评论里，鲁迅既有对文本主题、描写手法的肯定，有对作品表现出不屈精神的激赏，还有对萧红这位女性作家独特创作个性的把握与引领。鲁迅对《生死场》个案评价、激励的潜在基础源于对当时文坛与文学的基本判断与希望。一是当时缺乏不做奴才的奴隶之反抗作品；二是坚持原有的认识，即所有的文艺都是宣传，但所有的宣传不都是文艺；三是对为人生的艺术的支持，尤其是对那些年轻人的扶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鲁迅在同一时间为叶紫、萧军的小说写序，并将这三位年轻人的作品《丰收》《生死场》《八月的乡村》编辑、推介并出版，名为“奴隶丛书”。在《叶紫作〈丰收〉序》里，鲁迅说：“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的经历，在辗转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强。不但为一大群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在为《八月的乡村》所写的序里，鲁迅写到：“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致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毫不夸张地讲，是鲁迅通过编介“奴隶丛书”，成就了叶紫、萧红和萧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通过编介“奴隶丛书”，引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左联文学的健康发展。

　　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同个体的文学观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就带来批评观的不完全一致性。如同文学创作需要百花齐放一样，文学批评也不能千篇一律，而是要百家争鸣。但具体到个人，他的文学批评则必然受他文学观的约束，也受他对当下文坛理性判断的约束。我们也承认，现代的文学观带有复杂性和动态性，即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并没有一个惟一、统一的答案。你可以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而且新的解答还可能产生，从不同的视角可能还会产生新的结论。这就是文学观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但是，从同一个视角推导的文学观，则不能既是这个甲，又不是这个甲。如果你一面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面又说文学不是语言的艺术，这在逻辑上就出了问题。所以，文学批评就要求批评者对文学观有所坚守。

　　文学批评要求对当下文坛进行理性判断。这显示了批评者的识见和勇气。从这个角度说，文学批评“是一种科学”，文学批评的真正对象是“没有反映或没有表现的种种缺失”(马歇尔，见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03—504页)。发现并阐释文本的缺失，教读者理解那些看似没有关联的一些符号，将文本那些具有新因素的创造揭示出来给予它们合理的定位，是文学批评家识见与勇气的体现。识见与批评者的文化视野、知识结构关系密切；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当然还包括批评者独特的个人体验。有了独特的识见，还必须有言说的勇气和恰当的表达。20世纪70年代末，舒婷、顾城、梁小斌、江河、杨炼等年轻诗人以“叛逆”姿态写诗，他们肯定个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抒写自己内心情感并且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这些年轻诗人登上诗坛就遭到严厉的批评，有评论说他们的诗“晦涩”、“难懂”，说他们背离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文学传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谢冕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一文，在这篇3000字的评论中，谢冕肯定“他们是新的探索者”，是正“在崛起”的“一批新诗人”！赞赏“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 “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面对这批新诗人，谢冕“主张”多“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着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与谢冕相关的还有其它评论文章。这些评论把“朦胧诗”的出现看成诗界的一次划时代变革：“朦胧诗”的崛起彰显个人的声音，表达对社会历史的独特思考，有力地冲破了那些不合理的陈规旧范。由此可以看到，文学批评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有着巨大推动力。而这种推动力的形成源于批评者对当代文坛敏锐理性的判断，而判断的得出则与批评者的学术视野、学术识见密切联系。

　　文学批评所具备对当下文坛的理性判断以及这个判断的巨大影响力是存在的，由这样的判断我们又可以推见批评者的文学观和他的学术视野，像鲁迅对“三个小奴隶”的文学批评，除了鲁迅的文学观，还有他对左翼作家的认同与扶持，对青年作家作品的宽容与理解；谢冕对朦胧诗及时的肯定，也源自于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独特认识和把握，对西方现代文学的认同和认知。这些都毋庸置疑，也就不多加论述。

　　及时、中肯、高水平的文学批评在当代还是比较缺乏。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文学批评界被近乎于广告性质的文章所充斥。在这样的文学评论中，你看不到评论者对文学审美观念的基本追求；这样的批评将复杂的精神现象、精神产品简单等同于物质产品及其销售过程，换言之，文学批评精神被市场经济所冲淡甚至所扭曲。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加需要进一步规范我们的文学批评的实践活动，提高我们的文学批评引领意识，并在批评实践中提升文学批评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