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底层写作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将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或生活厄境照相式地誊写﹑影印下来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但他们却疏忽了底层人民的精神需求。这种肤浅的认识导致底层写作一味地渲染贫穷﹑剥削﹑残酷﹑绝望，使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视觉的惊悚与感情的宣泄，却忽视了对底层人民除经济的窘迫与社会地位的边缘外的精神和心理世界的探求与解析。作者在西餐厅遥想着底层人民的饥饿，在别墅里书写矿井中黑暗里的不幸。某些作家可能认为底层人民缺房少车，于是人生一片黑暗，但却忘了，贫嘴张大民有忧愁亦有自己的幸福生活。菲力普·劳顿说：“生存价值问题是当代哲学家们关心的中心”，其实这也应该成为文学的核心命题。由苦难逻辑编织的形而上学的底层写作，其实只能是“伪底层写作”。底层写作关键必须在于对底层人民“认识自己”的引导与召唤。就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家的职责是“存在的勘探者”，“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人的存在是怎么回事，其诗意何在？”因此底层写作必须对底层人民的存在命题与价值命题作出进一步的追问。 

　　底层写作原本拓宽了文学题材，而现在很多作家却一味地对其趋之若鹜。此外某些作家为追求“获奖”，扭曲甚至夸大对苦难的渲染，痛苦现象符号性地叠加与拼凑反而导致文学性的缩水与干瘪。这同时成为底层写作的一个误区，使得底层写作泡沫化。 

　　精神悖论也是底层文学亟待解决的文化命题。首先是作为非底层者（作家）的外视角观察与叙述和底层群体的内在体验与外在接受的悖论。底层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失语”状态，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只能任作家用一种想象式的精神俯视和自认为的“现实主义”来书写。他们作为被叙述的中心人物，却是作品接受的非主流。其结果必然是作家与底层人民的精神隔阂，作品只能在非底层群体交流，成为一道道“奇观”，以资谈论。而底层人民阅读描写自身境遇的底层文学却如同解读“天书”，望而却步。底层大众听不懂知识分子对于底层经验的表述，即使后者使用的是规范的现代汉语。正如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张承志可能是20世纪末率先复活“穷人”和“富人”概念并且宣称为穷人写作的作家。从《黑骏马》到《心灵史》，底层人物始终是张承志小说的主人公。然而，张承志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估计他的大多数主人公读不懂这些小说。确实，某些作家引以为自豪的小说精致构思与叙述策略，包括“后现代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等与底层人民的阅读存在巨大裂缝，横亘在作者与期许读者之间，难以调和，使得“底层写作”曲高和寡。

　　虽然底层文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通过作家的眼睛和手，去发现和呈现底层的生活、挖掘和表现人物的内心，触摸到底层的脉动，毕竟是可喜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作者不能紧紧满足于展现这些他者的“奇观”，以及展示“奇观”的种种套路和手段，作家的心灵必须穿越喧嚣，真实书写底层“沉默大多数”的心灵，同情地了解他们的生活境地和心灵世界，同他们一起感受，一同思考，为他们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