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道与小道的转化问题。大道我特指一些流行的“道”，比如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人道主义；小道特指个人化的“道”，如我的发现、我的表述方式、我的修辞个性、我的思想。一些散文作家在表达小道的时候，几乎是下意识地书写个人内心此时此刻的一点迷惘、忐忑、失意、烦恼，这些内容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划归到“生命意识”、“人本主义”命题之下，或者抽象化为一种时代问题。他以为，他所表达发现的，就是这个时代特有人群的普遍性问题与精神难题。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这样局限于个人的“小道”难道会真的比大家都能感受到的那个“大道”高吗？未必。这就要求散文话语必须有一种穿越流行时尚的魅力，你的“小道”才显得独异，给人感觉是“照亮”了什么，而不是印证了什么、呈现了什么。

　　在此我想举南帆为例。南帆是文学理论家，但他的散文创作也颇具功力。特别是以“身体”为言说对象的长篇散文《叩访感觉》，把生物意义的人、思想承载物的人、精神和灵魂容纳物的人，分为身体、躯体、肉身进行直觉性细致观照，从中发现政治、文明、文化、教育对人的多层挟持和塑造。正像书名所指示的那样，南帆用直觉、感觉、联想的个人语言替代了他熟练精通的西方话语。这种“小道”大概可以称之为对流行的“大道”的超越。

　　第二，底层书写与抒情的关系。我大概观察了一下，文学对底层的关注，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政治概念、社会学到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演变过程。在前一个阶段，底层文学非常风光，它一下子抓住了社会转型或者改革开放走向纵深阶段所暴露的普遍性社会问题，而且通过具体细节的展示，这些尖锐社会问题也更显刺眼。但是在后一阶段，表现底层的散文写作中也大大增加了抒情性。当抒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表达作家的那种小甜蜜、小幸福、小成功感的时候，如此的抒情话语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就潜在地转化成了福柯的“话语权力”或者话语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话语意识形态流中，真正的底层者其实是消失了。从这个角度，散文的抒情话语不妨说就是对现实的遮蔽和误判。

　　第三，游记与文化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游记散文比较火。原因一方面是余秋雨、梁衡、王充闾、李存葆、李国文等的文化大散文形成热潮，刊物也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一批受“大文化散文”影响的散文作者，特别是受余秋雨影响较深的年轻作者，总想在自己的创作中多点文化含量、多点历史沧桑感，于是皮毛地引用点古诗词、考证一两个历史掌故，似乎成了散文创作的时尚。游记散文于是极力附着上大量的文化信息。

　　几年前，正是游记散文兴盛的时候，李敬泽在《美文》杂志上发过一篇文章，他把这类散文用一句话归纳成“到处写满‘到此一游’”，觉得了无生气。游记散文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古人可以写，今人也可以写。问题是，目前来看，尽管给游记散文加进去了不少的情节、故事，仍然改变不了创作主体与异域文化根本上的水与油的关系，从而无法从外在文化中体验到更深的思想。

　　张承志最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旅日散文，他的角度就不是那么容易概括，读起来也没有那么轻松。因为他谈的是不同民族间、不同文学史叙述态度之间暴露的政治、文化、文明的裂缝。这样的“游记散文”时时刻刻挑战人常规思维，它会给你提供一些新的知识和不曾有过的认知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