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笔者拜 读一篇由“常凯申”说开去的文章。文中关于“这种萝卜快了不洗泥，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杂耍，很可能给中国的学术建设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的忧虑，笔者深有同感；关于“我们衡量一个学者的价值，不能以他出版了多少学术著作为标准，而是看他为学术建设做了哪些学术贡献”的说法，笔者也完全赞同。但文章接下来的“故事”则有可议之处。为了说明学术著作的多寡与学术成就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作者重述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当年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曹问道：“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答道：“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那他有什么著作？”梁回道：“也没有什么著作。”曹皱起了眉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什么著作，这就难办了。”梁愤然：“梁某虽不是什么博士，著作算是等身了，可是还没有陈先生一篇文章有价值！”

　　这个故事有多个版本，其中曹梁问答间或有异，所提示的道理也部分为人们所认同（一说梁继续说到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吧。这里暗含的“道理”，今天的国人、起码部分国人就不那么认同）。但这个故事是否即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真实”，严谨的学者切不可人云亦云。“谎言”重复一千次并非就成了真理。还在本世纪初，桑兵教授在《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一书中就对这个问题做过详实考证。“无名之辈”陈寅恪，同已是鼎鼎大名的王国维、梁启超同被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有力人物的推荐至关重要。关于推荐者有梁启超、胡适、吴宓三种说法。桑兵教授认为，梁启超说不可靠，因为时间、人物、地点均不合。梁与陈家虽为故交，但陈寅恪是晚辈，长期求学于欧美，梁对其学问人品似无从了解，不会大拍胸脯，极力举荐。而且，尽管梁启超此前十年间数次到清华演讲，关系久密，1922年后又常在清华兼课，1924年清华研究院已决定聘他任教，但直到1925年2月22日，吴宓才持聘书赴天津访梁，正式聘请。而该院决定聘陈寅恪，则在6天之前，即2月16日已由校长曹云祥作出决定。

　　胡适荐陈也几无可能。

　　桑兵教授认为，只有吴宓说较为可信。据《吴宓日记》，1925年2月13日，吴宓以研究院筹备主任名义，向校长曹云祥和教务长张彭春提出聘请陈寅恪担任研究院导师，获准。后虽有波折，但终于16日，与曹云祥谈妥，即发电聘之。此外，吴与陈为哈佛同学，据说与汤用彤一起，被誉为“哈佛三杰”，有了解其学行的条件。

　　笔者曾拜访过为陈寅恪先生做过近十年助手的胡守为教授，他认为梁启超荐陈说不能成立，桑兵教授的考证可为定论，即是吴宓而非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任清华研究院导师。

　　以讹传讹贻害无穷，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似也难以根绝。问题是对这样一件看似尽人皆知的名人轶事，在有学者早已作出颇具说服力考证后的今天，仍信手拈来，作为证据，征引在评论文章中，不免有失评论文章应有的水准。评论文章，当力求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论据不确，犹如发射了一枚伪劣炮弹，不仅影响火力，还有可能炸了自家阵地。将误传作信史，张冠李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又一种“常凯申”现象。我们不能前门驱逐一个“常凯申”，后门又领进来另一个“常凯申”。如果学界充斥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常凯申”，希望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