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家在写作时精神相对自由，心态比较从容平和，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主体意识高涨，这一点对于散文创作尤为重要。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也有非常严重的庸常化的倾向。时下的不少散文，缺少深层的文化理解和情趣的灌注，满足于史料的罗列和知识的炫耀，在散文中进行学术论文式的逻辑推理，这样以学问知识代替艺术审美的做法，自然只能凑出一篇篇貌似高深实则平庸的文章，而不可能创作出真正具有文化本体性的优秀散文。另外，散文中闲适情调的盛行，带给散文甜软和媚俗的面目，并开始显现出更严重的文化弊病。
 　　
    散文创作的庸常化还表现在创新的虚弱，尤其是在文体的创新方面，当下的散文作家表现出了过多的游移与枯竭，在创作中并没有倾力去寻找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和立足点，并以此作为写作的支点，进行文体的创新与自立。洪治纲曾在《花城》2002年第5期撰文《先锋：自由的迷津》，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小说所面临的六大障碍问题，比如虚浮的思想根基、孱弱的独立意识、匮乏的想像能力、形式功能的退化等等，并认为中国小说创作的先锋性已经在渐渐失去。实际上，洪治纲在文中谈到的诸多问题，放在90年代以来的散文创作上也非常合适。通观这些年来的散文创作，虽然异彩纷呈、个性明显，但其中沿袭的依旧是传统的写作手法和技巧，很少具有探索性的追求，即使连必要的尝试也难以见到，包括一些名家的作品。史铁生在病隙随笔间写的大多是灵魂的事，是关于生命、爱情和信仰的沉思，他一直在顽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他散文的重量也在于此，但他对于文体的实验就显得不足。李存葆的散文“讲究气、韵、趣、味”（《也说散文》），并且能够巧妙地糅进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知识与内容，他以他的一腔浩然正气，高举宏大叙事的旗帜，对抗着当前散文写作中已经透到骨子里的某种琐碎与平庸，但他对于文本的把握方式也并没有新的突破。就算年轻一点的，也并不去过多的重视散文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的探求。比如庞培，他散文中出现的那种情绪化的、或者说是一种经过个人过滤了的生活场景，是晦暗的、潮湿的，似乎蒙着一层晨雾，但他的散文缺乏一种更大的人性关怀，也没有先锋性所要求的尖锐性，以及对事物剖析的尖刻性。而当下在网络上非常活跃、并逐渐被传统媒体认可的新散文的作者们，虽然有少数人在努力，但并不能掩盖当下散文写作在先锋方面探索的不足。
　　
    这些庸常化还表现在散文创作中文化感的匮乏和对人类命运的缺乏关注。一些散文作者往往难以用文化的眼光，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度来审视与观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某些肤浅和狭隘性。有些作品甚至以市井低俗的话题招徕读者一时的兴趣。零乱、庸常、无中心、不确定性、无深度，是其主要表现，这种取向表现在相当一部分作品中，产生了一种魅惑的作用，它所呈现的是人的个性平淡化和庸常化，实质上表现了个人自我身份、自我认识的丧失，使作者笔下的作品成为一种平面化、符号化、模式化、庸俗化的文本。不少散文作家骨子里的庸常守旧使得正在进行的散文创作与当今散文的现代精神擦肩而过，使得散文创作在繁盛中有许多虚化的味道，他们或沉溺于生活琐事、儿女情长，或简单回忆陈年旧事、亡故友人，或机械记录游玩历程、读书心得。它不屑于、实际上也难以反映重大题材，难以用宏大叙事来反映人类的命运，琐碎写实的写作立场实际上是文学对现实能动性介入的一种退缩，而这种退缩却又被以个人化写作的名义光明正大地美化了。散文创作所要求的敞开的文本空间、多维度的思维探索、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断被窄化、僵化。可以说，先天不足、浮躁粗劣、食而不化、好高骛远、看重实效成为新时期散文的一种风尚，从而导致了散文内质的松软，而质地坚实、有内涵、表达细腻的散文则不多。
　　
    长期以来，散文文体模式的演进与突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散文这一文体一直以其短小精粹为特色，叙事散文、抒情散文、杂感、通讯、小品文、散文诗、书话都是如此，即使是随笔也往往篇幅不大，这种模式当然有自己的优势，但同时它又带来了散文气魄小、承载量不大的弊病，而且这种模式有一种趋同化的趋势，艺术生产的批量化使得作品的生命力和艺术价值下降。而且现在姿态化、口号式的写作日益增多，作家的个体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疏离和间隔，有些作家陷入了连自己都厌烦的喧嚣、虚假、空洞、荒诞的世界，从而进入了一种游戏状态，导致今天的散文在创作观念发展、技巧趋于精细的同时，也出现了种种的滥情、煽情、闲情、矫情，如是，表面热闹的散文在现实的多样性和灵魂的复杂性面前日渐无力，流露出消费化、快餐化、格式化的倾向和流水线写作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