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选择的困难。批评即选择一说已几为业界共识,只是同为“选择”,如今的范围 与对象已非当年可比。当精英与大众的边界日益模糊时,当图书的生产机制已大异于以往的出版发行时,当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共存共荣时,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感受,就较任何时代为甚了。比较保险的方法就是将批评的关注点集中到名家身上,于是“嫌贫爱富”的误区就出现了,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寡,已成当今批评的常态;为了不至于“以有涯随无涯,殆己”,不少批评家便索性少读甚至不读作品,凌空蹈虚自说自话六经注我,于是周政保所谓“不着陆的批评”与谢有顺所谓“不及物的批评”的误区就产生了。

　　应对之法无它,正心诚意而已矣。古之人为学,必以正心诚意始,心不正,意不诚,则遑论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当今之世,诱惑多多,道路亦多多,但既入此门,便躲不过一心性的考验,正所谓士穷节乃见。心正而意诚,则在常识性问题上便不至于出现太大偏差。比如,无论有多么高深的理论支撑,无论有多么宏阔的眼界俯瞰,批评的基础环节及第一步骤都必须是阅读作品,并获取最初的阅读感受与审美判断;再比如,奖掖后进推出新人,乃批评题中应有之意,实际上批评却屡屡缺席失语。当80后早已风生水起,却迟迟不能进入批评的视野,一句“市场的成功而非文学的成功”的判断,便遮蔽了深入探讨的努力,放弃了青春文学理论引领的话语权。

　　其次是“价值的焦虑”。虽说我们很难认同顾彬的“垃圾说”,更倾向于用“葳蕤与芜杂相薄,嘉木与蒿草争荣”,来描绘当下的文学风景,但倘若用苛刻的眼光,承认时间长河对文学作品的严格淘汰,最终能沉淀下来的闪光的东西毕竟有限这一常识,则说其大半是泡沫或垃圾当无大错。于是为应对当代文学的生成性、不确定性、非经典性,规避一旦所论作品成为泡沫或垃圾,则批评的学术价值便会随之瓦解,乃至于将批评家陷入尴尬境地的风险,遂抽身而去,由“批评”而转向“研究”,如此便陷入非经典无视的误区,而现有的学科体制则从制度层面提供了相应的庇护与鼓励。

　　应对之法,窃以为须得澄清一点理论误区。即,“经典”的批评,必须以“经典”的作品为依托吗?或者说,批评与其对象之间,是一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吗?倘如此,批评的独立价值又该如何体现呢?这显然不符合文学史的基本事实。

　　不妨回顾一下耳熟能详的例子。例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现实主义原则,作家的世界观与其创作的关系的论证等等,都在美学史上有开创性的意义,而这些问题的提出,则是建立在马克思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解读与批判之上的;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席勒式”的批判及对“莎士比亚化”的倡导,从而对审美创造规律的深刻揭示,对悲剧应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的著名论断对悲剧理论的丰富,是建立在对拉萨尔的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解读与批判之上的;再例如,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所下的经典定义,即“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个影响了前苏联和中国几十年而不衰的论断,是建立在对哈克纳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解读与批判之上的。今天这些小说和戏剧,除了作为专业学习的相关资料,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被人提及外,都早已退出了公众的阅读视野,目之为泡沫和垃圾也不为过,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却并未因此折损其学术价值,至今熠熠闪光,仍能给人以深刻的美学启示。这足以提醒我们,批评固然必须以作品始(必须“着陆”与“及物”),但这只是批评的起点而非终点;批评的功能,不能狭隘的停留在作品的阐释、分析上,也不能停留在对作家作品在一个或大或小的文学格局中占据位置的评价上,这些或许只是一种手段。批评的最高境界,是独特的理论抽象与崭新的审美发现。

　　再次是时代与生活的挑战。虽说也有前卫的文学理论拒绝创作与生活的联系,但这一关系的客观存在,毕竟被绝大多数持各种文学立场的人所认同;至于批评是否可以割断生活的脐带,往往就不在人们的考虑之列了。于是批评便走入另一个误区:在对理论与书本的执著中,遗忘了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把握。坦率地说,在这个人心浮躁欲望膨胀的世界,我们应当向青灯黄卷皓首穷经的学者表达深深的敬意,但若是一位批评家,此举是否正途则大可怀疑了。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美学见解,都并非书斋里的逻辑推演和概念演绎,而是以投身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别林斯基批评活动对19世纪俄国文学的巨大指导作用无须怀疑,而其美学思想不仅是通过对普希金、果戈里的批评而阐发,更是以对俄国解放运动的理解和对农奴制专制制度的深刻认识为参照,在同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的论战中形成的。回溯新时期小说创作,所谓“伤痕”、“反思”、“改革”、“先锋”、“寻根”、“新写实”等等一路走来,批评都能及时把握其主流的走向,并大致为文学史的书写认可。而90年代的批评家,虽在文坛上标举旗号,命名流派的热情不减,但应者寥寥,多成过眼烟云。与其归咎于理论的贫困,毋宁说时移世易,批评家对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及建立其上的日益个人化的写作态势把握失当。

　　比起上世纪80年代,当今时代与社会生活对批评家的挑战要严峻得多。彼时的社会景观是单纯的,此时却是驳杂的;彼时的价值理想是一元的,此时却是多元的;彼时人们的精神走向是笼罩在时代共名之下的,此时却处于一种碎片式的“无名”状态(陈思和语);彼时是一个文学的公共领域形成的时期,此时却是这一领域瓦解的时期;彼时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其主体对时代与社会的把握自认是明晰的,胸有成竹的,此时却常常是模糊的,困惑莫解的……

　　应对之法,大而言之是全面提升批评家的素质,除了深厚的学养这一常被误解为唯一的素质外,心性的涵养与走出象牙塔,从缤纷万象中把握时代与生活的脉动,乃至于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意识,当是素质的重要内涵。文学创作的最大参照系是生活,文学批评同样如此。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常常是灰色的;若将“理论”替代了“生活”,则更在常识问题上误入了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