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诸种症候源于这个特定的时代。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市场经济正改变着每一位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商品生产带来了统一价值观的破碎,带来了诗意生活的消散。在一个精神生活越来越粗俗化的时代,一个不尚思辨的时代,为了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追求,文学不惜媚俗与堕落。这些不仅消解了它的教育作用、审美作用,而且其传统意义上的功能也丧失殆尽。

　　文学是人学,人不能没有衣食住行,对生存状态改善并趋于完善的向往,是人的正当的基本权利。但过度地宣泄人性的本能,显而易见,也是不妥的。对形式和技巧的关注,对情色的宣泄,对金钱利益的追求,不应该成为文艺创作的惟一目的。物质和精神是人类生存的两翼,缺一不可,文学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出一种人文关怀,表现出对人生、人情、人性、人的生存状态的密切关怀。巴金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的”。黑格尔说“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状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它们直接本身或是它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人的心灵深处呼唤起反应和回响”,鲁迅说“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广文艺”。的确,文学当然应当是娱乐的,但绝非仅仅是娱乐。世道人心的塑造不仅仅是物质的方式能够解决的。文学必须承载道义责任与良知,必须承载一个民族厚重与深邃的历史,必须承载塑造国民精神的重任。

　　人文关怀始终是文学成功的关键和支柱,道义与责任始终是文学一贯的追求。孔子的“大道天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鲁迅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都值得我们时时牢记默诵。作为审美的社会意识的文学,它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指向即道义与责任。它有着不可或缺的审美意义。席勒说审美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审美可以弥合人性的分裂,黑格尔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马克思说“人是依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马尔库塞说“审美发展的是一条通向主体解放的道路”。的确,审美这种令人解放的性质,要求人们应不断解构对功利性生存欲望的崇拜,化对抗为同一,化障蔽为澄明,使人的精神生存状态与现实的生存状态有机的和谐统一。当代德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也用诗句表达了这样的哲理:“充满才德的人类,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当下人们要求的不仅仅是“栖居”,而且要诗一般栖居。审美可以使我们重拾我们灵魂中对真善美的向往,使我们诗意地生存,使我们拥有形而上的追求,拥有对人类的深切关怀。人类选择了文学和艺术,意味着人超越了本能、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实在,从肌体的欲望中解放出来;而文学又以自己特殊的魅力,慰藉着人的心灵,观照着人的生存,成为与物质世界比肩而立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灯塔。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深的意义在于构筑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有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中国文学必须去传承它,担负起应该担负的道义与良知。人类需要文学、呼唤文学,文学也需要人类、眷恋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