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笔者探讨过当前学术造假的社会渊源，学术造假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不绝如缕，社会的功利化环境，固然为其外在的诱因，但究竟其实，乃是学者对于自身学术使命的迷 失，以及对于当今学术的学术史地位和使命缺乏终极之关怀所致。我有一友，人品甚好，此公曾对我私语：古代文学这一学科，古人研究了何止千年，王国维以来，学者又何止成千上万，我们还能有什么作为？此言颇令我回味不已。我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二十余年，我眼中的中国文学史，可说是疮痍满目，问题良多，譬如：1、《诗经》的本质属性及其内在演变过程；2、屈原楚辞的文学史渊源；3、汉乐府是否真有所谓的“民间乐府”；4、《陌上桑》、《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等的产生时间和作者；5、十九首等所谓“古诗”的历史真相；6、五言诗的形成历程；7、《玉台新咏》中都有哪些作品不可采信；8、曲词是否真的产生于民间；9、词乐是否就是燕乐；10、李白词的真伪；11、唐宋词是否就如胡适所说，有歌者的词、士大夫的词和词人的词三种类型的词？12、中国文学史的宏观分期及其演变历程；不一而足。更多的问题且不论，单就这些问题而言，倾一代学者或是数代学者之力，未必能真正给予解决，未必能给予真正的历史复原，如此多的课题急需解决，怎会有无用武之地之叹呢？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直困扰我的斯芬克斯之谜。从情理上来说，古人也好，胡适以来的学者也好，学问应该比我们好，古人和现代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是否有勇气和能力来解决？我的顿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学术史，刚刚开始。古往今来，上下五千年，中国的文化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之前的时代，就总体而言，是文本创造的时代，而非学术的时代，是感性的时代，而非理性研究的时代。文学创作，虽然有理性总结和评论的不可或缺性，但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感性的创造；学术研究，虽然也需要感性直觉的观照和审美，但毕竟是理性积淀的果实。是故司马迁忍辱发愤写作《史记》，虽然有着学术思想的光辉，但本质上是给后人留下学术研究的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曹子建才高八斗，其才华倾注于诗歌文赋；苏东坡颇有学术见解，如其以苏李诗中有“江汉”而怀疑非为苏武李陵之作，但亦止步于此，并无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论证的意识。应该说，从宋代到明清，华夏文化已经渐次从文本创造时代向理性研究时代转型，但文本创造的历史使命并未完成，只不过由传统的诗文写作，而转向了更为宽泛的文学文本的创造，那就是所谓的元曲和明清小说的创造，而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理性思维，还有待于新时代的到来。

　　明清以来，西学东渐，遂有王国维这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出现。王国维以西方之思想、方法与清代朴学的融合，来解读诠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象和问题，从而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标志了中国文化文本创制时代的结束和对这种文本演变历史进行理性研究时代开始的序幕，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但这个新的学术史时代，实际上是延续胡适的学术理念而演变的。我们说，任何的学术史，都是当代史，这一点，在胡适的学术思想中体现尤为明显。胡适明确的将学术的问题、学理的问题，导向为其所谓的“文学革命”、白话革新运动服务，从而将一部生动的文学史，一部在唐宋之前以文言文为主体的文学史，一部在唐宋之前从宫廷贵族到士大夫为中心、为主体演变的文学史，诠释为一部民间的、民众的白话文学史。正如有学者所说，“胡适对词的关注同样不在词学本身，而是基于文学革命的立场，为文学革命这个大目标服务的。”（刘石：《词选·导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胡适为何提出词体起源于民间，也就不难理解胡适《词选》为何将李白的词视为传说而不入选，情同此理，将花间词人“以小词供奉”帝王的宫廷之作，诠释为：“《花间词》五百首，全是为倡家歌者作的。”（胡适：《词选·序》）

　　胡适与王国维之间学说的链接和逆反，仅举一个事例。王国维有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胡适则说：“苏东坡之前，是教坊乐工与倡家妓女歌唱的词。”胡适的这一说法，显然是从王国维这里来的，但经过胡适的重新表述，已经将王国维的说法走样了。王国维所说的“伶工之词”，其本意是宫廷乐工，或是胡适所说的“教坊乐工”的意思，而教坊乐工的词与“倡家妓女歌唱的词”又怎能相提并论？一个是发生在宫廷的文化行为，另一个则属于青楼楚馆歌舞伎女的民间文化。胡适利用“伶工之词”具有既指供奉内廷的伶人之词，也指戏子歌女的两个含义，偷换了“伶工之词”概念。胡适的这些论断，凭借着、挟持着民众运动的风雷电闪，一时所向，无不披靡，统治了学术界将近一个世纪，对词体起源、发生的问题，造成了一个历史的误区，以至于逐渐发展成为词体起源于民间说。从王国维“伶工之词”（宫廷乐工）到胡适“教坊乐工与倡家妓女歌唱的词”，再到现在流行的歌伎之词、民间之词的说法，这就是中国百年学术史走向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