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的情况，的确不能令人乐观。一方面，学术论著的发表和出版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期刊由季刊改为双月刊，由双月刊改成月刊，加上诸多以书代刊式的刊物，仍然显得供不应求，不时有新的刊物问世，一些高校的院系一级都办有不止一种学术刊物。学术著作和译著，其出版量更是惊人，每年出版的新人新作，多得让人读都读不过来。要说学术建设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各级政府、各级教委和各高等院校对学术生产和出版的大力资助，财源滚滚，于今为甚。个中人都有切身体验。一方面，则是对当下的学术生产的严厉批评，对学术大师千呼万唤不出来的焦虑，对西方的现代学术理论横扫中国学界的感慨和无奈，对中国大陆的原创性理论的“失语”现象痛心疾首。今人批评学术界的种种弊端，常常会引证陈寅恪的例子，说他出任大学教授之际，并没有什么大部头的专著，以比照今人的粗制滥造、敷衍成篇，常常会引述钱锺书的名言，学术乃是荒村野老，二三素心人的会心切磋，完全是智者的兴之所致，雅兴勃发，以指责当今学界的浮躁凌厉浮夸急就，似乎问题全都出在当今学人的急功近利的问题上，而忽略了进一步的追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学术抄袭、造假，会有这么多的低效的重复的学术生产，乃至制造出大量的学术垃圾？

　　中国大陆的学术生产，主要来自两个部分，各级别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前者不论，单说后者。要捅破这层窗户纸，其实并不算难。这就是当今的学术体制问题。遗憾的是，诸多的批评者，对这一点，却鲜有触及。良好的机制，会把低劣者纳入规约和提升的轨道，最起码会对其为非作歹产生很大的限制，悖谬的机制，却会把很多人引向荒唐和短视，最糟糕的机制，奖懒罚勤，良莠不分，则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我们可以为当今的学术生产体制的混乱和错谬辩护说，这是90年代以来和世界教育接轨过程中的调适不谐，是全球化语境下时代大转型中的短期行为，但是，回避它或者遮掩它，却是与事无补的。至少，我们要有坦诚地揭示它、谈论它的勇气和眼光。

　　笔者身在高校任职，每年都要进行履职考评，要填写一大堆的表格。同时，在学术圈中，也难免会有参加其他单位的学术考评的机会，见识各种考评条款。总括起来，对个人的考评也罢，对某个高校中的院系的评价也罢，大体上有如下要素：有多少高等级的科研项目，有多少累积的和人均的科研经费，有多少高等级的科研奖励，有多少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有多少高等级的刊物论文——就拿后者来说，各个院校说法不一，有的叫国家级刊物，有的叫权威核心刊物，有的叫一级刊物，列入这些界别的刊物则既有共同又有差异。经常有人会为这种学术的等级化和学术期刊的等级化感到愤愤不平。但是，再具体地索求，却很少有人会直接指出列入重要刊物的那些刊物是名不副实。原因何在呢？公正地说，被列入各种重点档次的刊物，一是创办时间较长，具有较好的学术积累和人气积累，在学界声望较高，具有公认的公信力，二是它们经过科学文献研究部门的筛选，筛选的依据是刊物发表论文的被转载率和引用率，这也是国际通行的评价方式。由此形成的学术刊物等级化，虽然不是最佳选择，却也是自有道理，无可诟病。谁不愿意在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刊物发表论文，以证明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也让自己的论点得以较大面积地传播呢？问题在于一旦把这种等级制变得僵化起来，变成了跳高运动员跳高的标杆，就大可推敲了。

　　就个人而言，每逢和所在单位签订一个聘任期，聘书上明确规定了从教授到讲师在任职期间要完成的任务，要在什么级别的刊物发表论文，要拿到或者参加什么级别的科研项目，都是“数字化管理”的，聘期届满，需要进行考核，完不成任务的，就有可能降级使用，教授降为副教授，副教授降为讲师，现实中不乏其例。相反地，如果能够获得高级别的项目、科研奖励或者高级别刊物发表论文，所在单位会予以不同程度的奖励。笔者有个同学，因为在某个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所在高校给与他现金奖励，每月一千元，连奖三年，加在一起的奖金足足三万元。而且，还可以被聘为研究型教授，上课时数大量缩减。这已经够令人吃惊了，没有想到，同样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在另一个高校可以奖励达6万元。当然，最高的标的是国际级的学术期刊，《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奖金数量是以10万元起算的。这也就是某高校在上述期刊发表一篇论文，居然能够出现在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的潜台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勇士不是人人可以充当的，这还不会激发普遍的参与；但是，到了晋升职称的时候，考核的主要依据，仍然是这些条目，那些同一年度毕业和入职的教师，几年十几年下来，因为各种原因，在项目、奖励、专著和论文等方面拉开了距离，在职称和待遇方面也就拉开了距离。还有更严厉的条款，几个聘期下来，如果业绩乏善可陈，就得调整工作岗位或者请你走人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提倡“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如何使得？十年冷板凳，也要有的坐，在现实处境下，恐怕连饭碗都保不住了。何况，在许多院校还有明文规定，在读的博士生，必须在一定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才能够获得参加学位论文答辩的资格，无论博士研究生是读三年还是读四年，这种硬性规定都是压在学生头上的大山。于是，花钱买版面，成为一种潜规则，许多刊物为了满足买方市场的需要，还经常以增刊方式出现。以现有学术刊物的版面容量而言，连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学科研人员的论文发表都无法满足，更何况那些学力不深、名声不著的莘莘学子呢？尽管不时有人呼吁，要为博士生硕士生减负松绑，取消这些不合理的规定，但是，指标才是硬道理，这种呼吁至今都没有在哪所院校得到回应。

　　那么，各所高等院校作出这些硬性规定，所为何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非也。这都是为了应对各级主管部门的专业考评。现在的考评名目繁多，有作为底线的本科教学评估，有硕士点博士点的设立评审，也有从学校级到国家级的重点学科、重点建设学科云云，叠床架屋，几无止境。评上了一级学科，还有一级重点学科；该争取的等级评定都争到手了，那也别闲着，过几年还有相应的验收考评等在那里。考评的名目，仍然是以上几条，只不过，这样的评定条目，更加细化，更加繁琐。举例来说，在学科评定中，要求召开学术会议，不但要召开全国性的，还要召开国际性的，在这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中，还要在有关报表中明确写明有多少位外国学者与会。最可笑的经历是，笔者有一次参加某高校的国际学术会议，结果是，那些国外的学者没有出现，只有该校的几个外国留学生算是“国际会议”的标志。评估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多少位两院院士——就全国而言，两院院士都是稀缺物种，对其争夺更为惨烈，许多高校不惜重金招聘两院院士，哪怕是做一个兼职教授也行。这种院士争夺战的激烈，资源有限，也让诸多中等水准的高校不抱奢望。但是别的名目却是缺一不可的。于是，科研项目、高级别奖励和高级别刊物的论文的有无和多寡，以及举办和参加高级别的学术会议，就成为各种评定的基本依据，成为院系和高校的科研水准的评判标尺。而且，每一级别的评定的获得，都意味着相当额度的新资金的投入，可以说是名利双收。因此，一个学者的个人业绩，不但是其个人成就的高低所系，还和其所在院校系所的整体利益捆绑在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旦出现那些学术弊案、抄袭造假的丑闻，作弊者的所在院校，大都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尽量缩小事端，压低调门，拖延和敷衍，不了了之的原因所在。窃钩者诛，窃国者侯。那些博士、硕士，被认证为是论文抄袭，可能会毫不留情地予以严肃处理，一旦关涉到教授、博导、院士、主任、书记、校长，那就只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几年前有一个例子，一所高校，其科研项目得到1亿元的科研费，结果，却是将美国的芯片上的品牌打磨掉，然后涂上自己的标识。事发之后，引起各界关注，但是其处理结果，却非常令人失望。既然项目造假，这和诈骗犯罪有何两样？这笔巨资是否应该全额追回而且严加追罚？当下的学术生产，已经构成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焉能用浮躁二字概括得出。

　　不过，就此指责学术生产规则的制定者，比如说教育部，却也不甚公允。笔者看到过一份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材料，由国际性的教育评估单位评估出的世界著名大学排行榜。这种评估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指标，而且是和上述评估名目大同小异的。在这个排行榜上，有如下的类别：有多少位诺贝尔奖的获奖者，有多少篇国际顶尖级学术期刊NATURE和SCIENCE杂志的论文，有多少科研经费和科研项目，有多少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因此，上述国内高校现行的评估方式，可以说是和世界教育的潮流接轨的，相应的条件，一一对应，问题的根源，是否可以说是来自世界教育的大趋势？请看今日之域中，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从加入WTO所必须遵循的有关条款，到汽车尾气排放的欧二欧三标准，从遍布大中城市的澳州雪梨、第五大道、枫丹白露、东京银座、海德堡等住宅小区的命名，到小资读物中触目皆是的香奈儿五号、LV名包、SK内衣，再到电视谈话节目中的中文中常常带出的英文法文，以及愈演愈烈的出国留学潮，中国人走向世界、实现全球化的迫切心情，无处不在，何咎之有？

　　那么，学术界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坏就坏在做什么都是一窝蜂、一刀切。近些年来，许多专科院校升级为本科，学院扩张为大学，办学规模越来越大，办学目标越提越高，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提得震天响，全然不顾自己与世界的距离之遥远，创建研究型大学的目标让人疲于奔命，却脱离实用性人才短缺的中国现实，以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为重中之重，却忽视了必要的学术积累和基本规则。换言之，不顾各自的基本条件和实际能力，大大小小的院校都被推向同一个平台，在评价尺度方面实现了等级化，在各自的定位上却没有进行等级划分和各自的目标设定。于是，就有只办了几个外语专业却敢于声称建设成了东方哈佛的大胆宣言，有骗取上亿元的科研资金弄虚作假的“汉芯一号”，有将国外刊物的论文冒名顶替骗取功名的丑闻，凡此种种，都是源于那种不顾自身条件却一心要实现大跃进、越过高标尺的过高欲望所致，而且，许多时候，这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单位行为。在单位的行为后面，是看得见的切实利益。没有分级管理，没有目标分流，如果说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参加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在的教育和科研也是千军万马过各种考评的独木桥，争夺学术科研背后既是大把大把又是非常短缺的货币资源，而且比前者更烈，竞争更为残酷，黑幕和看不见的手、规则和潜规则都在起着相当的作用。而且，全国的高考，基本的公设是个人学习能力的统一测评，在各种科研项目评审、各种级别的论文发表中，却大多是模糊把握，个人性随机性的因素很多，这就更增加了结果的不可预测性。

　　那么，如何为这种怪圈解套呢？这恐怕是要各级教学科研部门通盘考虑的事情，非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不过，依笔者所见，当务之急，应该是对相关资金的使用重新认定，让那些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主的院校也能分到一定的蛋糕，能够以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的标尺加以考评；对于中等程度的院校，要保证其有比较充足的建设资金，能够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即便就是目前国内的一流院校，也不必统统向西方看齐，不必一定要用上述那些来自欧美教育界的条目强行要求——我们讲全球化，却也要看到，在那些看似相同的名目后面存在很大差异。欧美的许多院校，都属于私立性的，并不需要国家拨款；它们的各种各样的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也是来自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基金会，同样不是国家负担。既然是国家拨款，那就需要明确我们的教育科研发展方向，是需要一大批未必真有竞争能力创新能力的所谓研究性院校，还是需要对现在已经大规模扩张之后的院校进行一种普遍性的质量提高——这两者情况都是需要的，问题是孰重孰轻，何者优先。在现有的高校教师中，重科研轻教学的风气也在蔓延，这也是需要重新论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