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崇尚心灵自由。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领域打破了束缚创作的各种条条框框和清规戒律，广大作家艺术家重新享有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肯定了创作主体在创作中自由表现的不可或缺性，肯定了多样性诉求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创作主体的创作个性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展现。文学确实回到了它应有的那条起跑线上。一时间，文学园地繁花似锦，人才辈出，佳作迭现，形成了东方地平线上一道令人惊喜的“人文风景线”。但后来发生的变化又告诉我们，创作主体在拥有自我以后，还必须追问：自己所得到的拥有的那种“自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我。说直白了，需要拷问的就是：这种自我，究竟是“小我”呢，还是“大我”？任何一种心灵自由都不会是空泛的，抽象的，绝对的，它都需要一个空间依托，都会产生一种社会指向，更会衍生和附加一种价值判断。那么作家的自我诉求和心灵自由究竟依托在小我上，还是大我上？它的社会指向到底又是什么？这些都是含糊不得的。如果含糊了，自觉不自觉地把时代、大众和社会关在了“自我”的大门外，只执着于小我和一己的情感表达，置时代变迁、历史诉求和民众命运于不顾，那么创作的疲软苍白和失落于广大读者，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这些年，我们常常看到某些媒体用“江郎才尽”来评说一些文学现象。说“才尽”，不是不可以，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江郎才尽”。把时代变迁、历史诉求和民众命运挡在了自己的心灵大门之外，拒斥了最大最丰富最重要的创作之源，只凭“小我”池子里早先的那一点积蓄，“江郎”纵有千般才华万般风情，即便学养再“丰厚”，笔下之“水”哪有不枯竭之理呢？！

　　有人会说，伟大的卡夫卡当年活着时，也被他同时代的人严重冷落过，到底也只卖出了三本书，但他最终还是被后人确认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典作家之一。但卡夫卡的例子并不能证明创作主体理该拒斥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生存意愿。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卡夫卡密切关注着他的时代，以深邃敏锐的观察剖析，痛悟到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人性异化这个重大的人类命运母题，并加以独特前卫的文学表现，才有了在后世引发巨大共鸣和认知震撼，才铁定了他那经典作家的地位。

　　我们崇尚心灵自由。但很长时间以来，有一种流行的看法，以为只要一涉及“社会担当”，“历史使命”，“时代要求”，就会干扰到作家艺术家的“心灵自由”，就会严重削弱作品的“艺术质地”和文学的纯净性。更有甚者，认为不能“让一个作家承担这样的(拯救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而作家本身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庄严，认为自己能承担起这个责任。这两种看法在所谓的“主义话语”崩塌以后，成为一部分创作主体心理自慰自恋的催化剂和防空洞，在业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便带来一个非常明显的后果，“诸如平面化、私人化、欲望化乃至所谓身体写作上升为这个时代趋之若鹜的主题词”，一些评论家也把“这种写作时尚当作了进入文学史甚至与西方接轨的最为有效的入场券。但问题是：文学如果完全沉湎于这种状态，就像一只鸟本来有一双翅膀，一面是作家的想象力和艺术经验，另一面是文学必须对存在发问、探询，如果折断了一翼，文学就会丧失向更高境界飞翔的能力。”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一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变革。这场变革已经并还要极大地振荡、改变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和精神世界，以至还会影响世界的历史进程。伴随这样一种千年难遇的社会变革的深入，必然还会兴起一场新文化运动，以剔腐砺新地重新构建民族的人文精神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体制。作为中国大地之子中的一分子，作家自是不能也不该袖手旁观，不管是“拯救”也罢，“疗救”也罢，是推动，还是促进，是“殚精竭虑”，还是“略尽绵薄之力”，都应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激情，用自己的创作去参与这场伟大的变革，负起我们应负的责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历史和后人有所交代。而响应时代的要求也会给文学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内驱力和历史机遇。从历史上看，各国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往往是和各国的社会变革相应和的。这当然不会只是一种巧合。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在西欧一些主要的国家里最后取代了封建主义。同时，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弊病也日益彰显激化，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作家呼应了时代的欲求，超脱了浪漫主义文学沉溺于主观幻想而忽视客观社会现实的主观主义创作方法，客观地描写现实生活，揭露批判社会黑暗，在典型环境中表现典型性格，创造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高峰，为人类留下了一大批极为辉煌灿烂的精神产品。拉美文学的发展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范例。拉美之所以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旋风，固然和它形式上的先锋性有重大关系，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一大批拉美作家把自己几乎无保留地融入到时代风暴中，对自己民族的命运、对拉美的独立革命、对社会、对整个世界、以至对政治的介入，造就了他们作品中那不可忽略的强大内核。没有了这种介入、关注和呼应，没有了那种全身心的融入，没有那种内核做支撑，还会有什么拉美文学风暴吗？而像何塞·马蒂、胡安·鲁尔弗、略萨、亚马多、普伊格等那样一些享有世界声誉的拉美作家，本身就具有革命家的身份和马克思主义背景，就更值得我们深思了。但事实上，当时我们对拉美文学陶醉式的解读，却只关注了它形式上的先锋性，诸多“买椟弃珠”式的解读充其量只是误读。而几代中国作家所熟知的俄罗斯文学，它最辉煌的时期同样出现在１９世纪中后期。那时候俄罗斯社会正处在废除农奴制的激烈动荡和搏斗之中。一大批进步的俄罗斯作家用自己的创作和生命投入到这场决定俄罗斯命运的伟大斗争中，由此而产生了一批伟大的名字和作品，至今并将永远屹立在世界文学史的高峰之上。

　　有人还曾担心过，关注时代，贴近现实，势必会把一些社会问题引入创作中。而把文学和现实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似乎神圣的文学就被“亵渎”了，就不“文学”了。文学关注了社会问题后，就真的不再“文学”了？戏剧大师易卜生就是专写“社会问题剧”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接触到了北欧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极其尖锐复杂重大的社会问题。但又有谁能否定得了他老人家对推动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和在纯文学领域里所拥有的崇高地位呢？所以，文学不文学的关键并不在于文学能不能关注时代，能不能切入政治，能不能引入社会问题，而在于你对这一切是不是做了真文学的思考和表达。

　　是的，我们必须崇尚心灵自由，但真正的心灵自由却得自对时代对人民的殷切关注和全身心的投入之中。唯这样的博大方能给文艺创作者真正的自由自在。难道我们还要怀疑这个浅显却又非常明白的文学之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