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文学教育的重心，逐渐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这并不取决于教授们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经过好几代学者的长期积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想象与叙述，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要把相关知识有条不紊地传授给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若严格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讲课，以现在的学时安排，教师只能蜻蜓点水，学生也只好以阅读教材为主。结果怎么样？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这么一来，系统修过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课程）的文学专业毕业生，极有可能对于“中国文学”听说过的很多，但真正沉潜把玩的很少，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

　　大学的“文学教育”（不限于中文系），其主要功能不是培养作家——能出大作家，那最好；没有，也无所谓。我们的目标是：酿成热爱文学的风气，培养欣赏文学的品味，提升创作文学的能力。这样来看待校园里各种层次的“文学”——包括科系设置、课程选择、系列演讲，以及社团活动等，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大学”需要“文学”，“文学”可以“教育”，这都没有问题；容易引起争论的是，什么样的“文学教育”才算是成功的。好的“文学教育”，必须兼及“专业知识”与“个人趣味”，这方面，学者与作家，其实各有专擅。这让我想起任教西南联大的沈从文先生。从“边城”走出来的大作家，站在当年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上，讲小说，讲散文，教“文学习作”课等。1940年8月3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作题为《小说作者和读者》的演讲，有这么一段话：“好作家固然稀少，好读者也极为难得！这因为同样都要生命有个深度，与平常动物不同一点。这个生命深度，跟通常所谓‘学问’的积累无关，与通常所谓‘事业’成就也无关。”在沈从文看来，虽然大学设有中文系、外文系，很多人专攻“文学”，但这不见得就一定有助于好作品读者的增加，也不见得就一定有助于对作品阐释的深入。这是一个文学教授的“激愤之词”，当然，他是另类，一个有着丰富生活体验与艺术感受力的大作家。

　　一个昂然走进大学课堂的作家，他的讲授方式，跟一般学院训练出来的教授，本来就应该不一样。汪曾祺先生说，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作家确实不多，但沈从文先生那样的教学，突然让你悟出来，不是作家能不能培养，也不是文学能不能教，而是怎样“教文学”。作家沈从文，以其独特的教学方式，把“文学教育”的问题推到我们面前。

　　既然有此成功先例，何不勉力追踪前贤？在“驻校作家”制度建立之前，我们更倾向于采用系列讲演的方式，把众多著名作家请进大学校园，与同学们展开深入的对话，以弥补目前的文学教育过分偏重“文学史”讲授的缺憾。

　　“中国作家北大行”系列讲演，便是如此尝试。我们的物质条件暂时不太好，但我们有最大的诚意以及最好的听众。这一点，我相信足以打动那些对中国文学的未来有信心、有承担的作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