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诗人的存在使这个世界单纯而丰富,“诗人”这一称谓也往往超出了文学的领域，而成了一种精神象征。有价值的文学研究对于我们精神人格的构建、对于时代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培护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毕竟，学术并非是外在于生活世界的一套理论话语和知识体系，相反，和创作一样，它同样根源于生存大地，需要与世界对话并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通常学术给老百姓的感觉是高深莫测的，讨论的也都是些很“专业”的问题，而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关。即使是文学这种相对来说具有亲和性的平民艺术，一沾上学术气也与生活世界隔膜起来了。自居“精英”而不肯下顾，面对书本和历史高谈阔论，却在活生生的现实人生面前失语，陷入各种学术规范的迷宫中日渐面目可憎。文学的诗意本身就体现为一种精神的高贵，但表现形态却往往是平民情怀。文学亲近生命本身的世俗性，亲近文学的方式，原本就是亲近人生。

　　文学批评的作用历来很重要，但为何近来圈内圈外的人对文学批评深感失望，乃至于怀疑它存在的意义？其实这种失望并不在于批评本身，而在于我们这些从事文学批评的学人，在于我们对学术理解的“专业”误区，在于我们自身在这个时代的精神失落甚至堕落。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在一种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下，也很容易迷失文学的本性。文学是心灵的艺术，是关乎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因此，从事文学研究和别的技术性学科不同，对于研究者个人的素养有特别的要求。这个素养，不是说你有多少知识和学术的积累，而是你的心性、胸怀和人格等的建树，更多的是一种人文情怀，也就是基于对生命的关怀理解之上的一种真诚的人间情怀和平常心态。

　　文学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更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因此，文学研究不但需要面对文本，而且需要面对现实，面对活生生的人，需要从文本层面拓展到人的精神层面，需要倾注批评者自身的生命体验和激情，而不是摆出一幅“不近人情”的冷漠面孔，一种“不动声色”的“客观”姿态。于丹等人只有在后现代的文化氛围下才能以“心得”的方式，通过电视这个最广泛的大众传播平台，用诗的语言，用美好的情感对老子、庄子进行现代阐释，既通俗生动，又启人深思，从而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巨大的宝藏，使摆在供坛上的先哲圣贤在当代重新焕发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这样不同文化阶层的观众也开始感受到了学术的魅力和价值，在审美愉悦中开发了心智，熏染了诗意而开阔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