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认为：“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努力返回文学的性情之道，历来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一脉。最近出版的谢有顺的《文学的常道》提出了一种整体的文学观，那就是回归文学的生命立场。
　　
    该书收入了作者的13篇论文，就内容而言，大致分为四类：一是诗歌研究，主要是关于诗歌精神与乡愁、现实以及地方、时代的关系；二为散文写作伦理，即对当代散文创作症候的审视；三是分析先锋小说的生存哲学、短篇小说的写作可能性；四是探索当代文学的写作伦理，理清身体、叙事、灵魂、勇气、逻辑等因素与文学之间的精神血脉。前三个部分虽然自成一体，然所指涉的问题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伦理精神，作者力图构建整体的文学观以作为“对生命、心灵所作出的大肯定”，故统摄于写作伦理体系之中。
　　
    该书对于整体文学观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终极价值的审视和对文学道德的肯定来实现的。因而，全书大量涉及对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及体现出的精神的解读。作者通过对“五四”之后文学界涌动的讲求事功的暗流的分析，重新审视了新文化运动超越精神的匮乏及造成的中国固有文化生命的人为割裂，对由追求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而导致的“欲望和物质在作家笔下的疯狂生长”表现了忡忡忧心。在作者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至今的一大缺陷，就是“文化远离自然，人背离自己的本性，这已成为合理的秩序为人们所接受”，因此造成人们对这种文化暗示的接受，结果“事物本身开始从人们的视野中退席，或者说，事物被文化符码、寓言象征所遮蔽”。因此，让文学作品回到内心、常识和事物本身，回到生存的现场与私人的细节，便成为矫正文学注重书写经验与实事弊端的一个基本方向。例如，在分析汶川大地震之后诗歌在全国的重新复活时，通过对地震诗歌的解读，作者发现了包括诗歌在内的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一种灵魂的叙事，即“让人摸到作者的心，看到作者这个人，感受到作者的体温，能够实现心与心的对话、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交流”。谢有顺力图在书中揭示的，是事功文学的精神缺失、公共文化的文化选择与规约，以及现世力量对文学道德的强力遏制压制的历史语境，借此剥离政治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对文学道德的遮蔽，进行真正文学精神的还原。
　　
    不难发现，谢有顺将该书名为“文学的常道”，显然有着自己的考虑。很显然，常道是不变的价值，文学的常道即在于生命意识、价值精神的确立和对生命、心灵作出的肯定，其根本目的乃在于“使文学写作接续上灵魂的血管”，这是文学实现整体变革的根本途径，也是文学的根本出路。作者试图通过两种方式转变业已形成的事功文学观念：一为从历史源头进行中国文化、文学的还原，一则是对既有文学观念的脱离生命本位的反思。故此在该书叙述中实际交织着两种不同的情感，一方面是还原中国文学精神传统的历史纵深感，另一方面则是聚焦当下文学时直抵精神里层的眼光与勇气，由此必然带来审视历史与现实的不同态度，以及在体会诸多创见时带来的内心观念的颠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书中附录中列出的35位作家简论，就不单是一份对当代作家创作风格的评价，更是依据文学整体观力图重构当代文学格局的一次尝试，让人领略到此种文学观在具体作家研究中的标杆意义，为我们展示了与一般当代文学史教材对作家作品的不同理解。
　　
    最后，稍值一提的是，在《文学身体学》一文中，作者阐述文学与身体的关系时，认为“思想在里面，它的命是革不掉的，只有外面身体的命被革掉了，它里面的思想才会最终消失”（第49页），这里强调的是思想的顽强性和身体的脆弱性。但在下文中又说：“脑袋是可以被意识形态作用，直至异化的；而身体则很难，它在任何时候都有自己的界限和反映方式……意识形态的作用很难改变它”，这里又转而认为思想的软弱性和肉体的顽强，这种提法似与上文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