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批评”应有的角色和地位 |
| 作者：邓金明 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更新时间：2015-2-13 16:3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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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目前国内的中文学科领域，对“文化研究”合法性的质疑早已偃旗息鼓，“文化研究”也已堂而皇之步入大学中文系的教室讲堂、招生简章与论文写作中，占据了科研和教学的大半壁江山，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国内迄今所有关于“文化研究”的教科书徒有教材之实而无教材之名。由曾军主编的《文化批评教程》(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算是弥补了这个空白。“文化批评”是应时而生的。诚如本书“提要”所言，“20世纪文化理论思潮对现代人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直接面向当代社会现实的批评实践，文化批评正日益发挥其重要而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得人文学术与当代文化更加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而本书作为“文化批评”的“教程”，体例自然有些讲究。全书以当代文化与文化批评的关联作为基本的“文化观念”，系统描述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及社会学方法为主体的文化批评的理论资源，充分展开了从事当代文化批评所拥有的都市空间、媒介技术、商品消费、身份认同及文化传统等重要维度。
《文化批评教程》虽系多人合撰、以引介西方文化理论为主，但其中自有“中国情结”和“中国问题意识”存焉，尤其是书中最后讲“文化传统”一章，是本书一个亮点。编写者显然是有的放矢，“就当代中国而言，文化领域中最具有本土性意义的问题大概就是文化传统及其在当代的传承问题。这也成为有别于20世纪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的中国性问题”，“本教程专设‘文化传统’作为最后一章，关心的便是‘当代文化中的传统文化’问题，并以此返回当代中国，显示出‘在世界中’的中国在文化批评理论方面‘面向世界’所可能提出的独特问题。”这种知识者的本土关怀，显然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囿于体例和篇幅，“文化传统”章节并没有涉及到文化中的“经典”问题，也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本土性是“文化批评”的实践性的一种体现。而在我看来，实践性是“文化批评”区别于“文化研究”的根本品性。当然，在国内学界，“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区分，并不是那么明显。在《文化批评教程》中，“文化批评”的含义也基本等同于“文化研究”。但我认为，这无形中抹煞了“文化批评”应有的角色和地位。
“研究”与“批评”、“研究者”与“批评者”，其性质和职能原本就不同。有的学者认为“研究”侧重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客观性，而“批评”侧重于内在的合理性与主观参与。而“批评”的这种“主观参与”，正是本雅明在《批评家技巧13则》中所竭力阐明的。与“研究者”的“学者”形象不同，“批评者”更带有“文人”的气质，这种“文人”，按阿伦特的说法，首先要“独立”。如果说“文化研究”是洋货的话，则“文化批评”是地道的土产了。《文化批评教程》的编写者也提到，“中国的文化批评并不是舶来品，从古代的‘策论’到近代的‘报章’再到现代的‘杂感’，直到文革时期所谓‘大批判’，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化批评的前身。”但是，在《文化批评教程》中，“文化批评”的这种批判性、风格性、实践性，却似乎阐述得不够。
“文化批评者”是人文领域的“持不同政见者”。而要使“文化批评”真正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发挥“重要而且不可替代的作用”的话，明确其本色当行、职责和担当，是首先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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