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全国两会大幕正式开启。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手段之一，财政政策历来是两会上最受关注的焦点，市场也高度期待即将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举措。

  今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有为，将采取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多方面措施。

  积极财政政策有多大空间？今年赤字率能到什么水平？债务规模有多大？货币政策有多大空间？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进行了专访。

  刘尚希告诉记者，中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从整体上把握，就是要对冲风险，比如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对冲企业经营困难、对冲疫情减收增支影响，以及对冲基层财政困难等。

  财政政策要针对“六保”精准发力

  NBD：受到疫情冲击，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随着当前复工复产达到正常水平，经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财政收支形势？

  刘尚希：从今年前4个月的数据来看，受疫情冲击，经济、财政指标同比基本是下降的，只有金融相关指标等少部分同比增长。

  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下降6.8%，对我们国家来说，近40年罕见。值得关注的是，疫情的冲击还不仅一次，而是有两次。第一次是疫情在国内暴发所带来的冲击，第二次是全球疫情蔓延带来的冲击。这两次冲击叠加，放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所以导致经济增速深度下滑。

  现在我国抗击疫情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而从经济指标来看，累计的数据仍然是同比下滑，只能说降幅收窄，还没到完全稳住的地步。

  中央对当前形势有非常科学精准的判断。4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两个“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在4月17日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用两个“前所未有”来描述和判断当前的形势，我想这是经过周密研究得出的结论。

  近期我国财政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受疫情冲击，各地的税收大幅度下滑。半数以上省份的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幅度超过10%，同时又有大量的刚性支出，如抗击疫情、救助企业和贫困家庭，部分地区为了恢复经济发放消费券等。这些都是必须要花的钱。

  在这种形势下，地方支出不断刚性化，收入却在急剧减少。当前，国内、国外不确定的形势叠加在一起，从经济社会的发展，到财政、金融运行，都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长期来看中国发展面临着战略机遇期，那么短期这个较高风险的轨道也不能忽视，短期的判断恐怕也不能仅仅基于当前的数据，还要长远地看，将可能面临的高风险轨道综合衡量，来判断全年及以后的发展态势。

  NBD：中央提出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您认为财政政策方面将如何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

  刘尚希：我认为现在积极财政政策更富有前瞻性的考虑，不仅仅是考虑现在怎么办，更瞄准了未来的趋势，把现在怎么办和下一步怎么办整体考虑，以对未来风险情景的判断来指导当前的行动。

  站在明天看今天，从未来看现在。这就是风险思维，也是底线思维。财政政策应当成为风险管理的工具，对风险进行隔离、进行抑制，从而使得整个国家的公共风险最小化。只有转向这种风险管理，强化风险思维、风险意识，才有可能看到风险、知道风险在哪。中央提出的“六保”，我认为就是看到了六大风险点。

  就当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六个风险点像灭火一样，相互隔离开来，避免它们串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火势。所以，我觉得当前财政政策要针对中央提出的“六保”发力，最大限度拓展政策空间，精准施策，让资金直达“六保”，让居民就业、市场主体、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对冲，给经济社会注入更大确定性。

  中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从整体上把握，要旨就是要对冲风险。比如，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对冲企业经营困难、对冲疫情减收增支影响，以及对冲基层财政困难。

  政府要过紧日子 重点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NBD：市场对“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高度关注，也非常期待一些新的刺激举措，您如何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

  刘尚希：为了应对两个“前所未有”，在财政政策上要表现出一定力度，通常的理解是要加大财政支出规模。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今年赤字率到底能到多高的水平，债务规模有多大，社会上也有很多具体的建议和讨论。更关键的问题，还是政府扩大赤字增加债务以后用来做什么，如何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

  财政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手段之一，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将公共风险转化为一定程度的财政风险，以此来对冲公共风险，这是其他政策手段所不能比拟的。

  应当说，财政赤字、抗疫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在拓展当前财政政策空间上是有积极作用的。

  具体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赤字率有多高，发债有多少；二是同时强调政府要过紧日子。需要解释的是，政府过紧日子，是要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而不是说单纯地压缩支出。

  换句话说，基本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一定要保障，而一般性支出要压减，财政资金大力提质增效，要精打细算，把钱花得有效果，把钱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政府过紧日子，也就是要严格执行预算，在预算执行上要“以收定支”。

  这并不意味着，在制定政策和编制预算时也是“以收定支”，而是相反，以积极有为的姿态来编制国家预算，也就是“以支定收”，即扩大赤字和债务，以此对冲风险。

  NBD：中央提出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财政、货币等政策要“打配合”，您如何看待未来货币政策的空间？

  刘尚希：2018年以来，央行的资产是在萎缩，今年4月份也比3月份减少，说明央行基础货币在被动收缩。这迫使央行降准来扩大货币乘数，增加广义货币M2，扩大商业银行可贷资金。但总的准备金率需要保持一定水平才能避免系统性风险，世界平均水平大概是13%。而我国的现实是法定和超额之和的准备金率大概是14%。即使是通过降准增加了货币供应，但能否注入实体经济仍有不确定性。

  按照常规，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业银行本性是要规避风险，而不是越有风险越向前。这可能导致增加的货币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这需要财政这只手拉着商业银行往前走，诸如提供贷款贴息等。基础货币被动收缩，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可能已经出现通缩，4月份的PPI部分反映了这一点。

  宏观环境越是不确定，经济越可能出现通缩，传统货币政策的空间就会越小。这也是国外货币政策为什么突破传统方式，另辟蹊径实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原因。这时候，就越是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行新的组合，协同对冲风险，保持国家宏观政策的更大对冲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