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9新政对楼市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难掩上涨激情的房价，在严厉的限购政策重压之下，其得意洋洋的气焰得到了暂时性的克制。但是，不论是各路专家还是平头百姓，都对如此严厉的调控政策的持续性怀有严重质疑。正如笔者一直以来所判断的那样，紧随着楼市二次调控政策的出台，股票指数及其交易量同时出现久违了的大幅飙升，也就是说，被楼市二次新政逼退的大量资金已经被赶到了股市。

尽管这可能达到了决策层政策预期中的部分目标，但此次新政对中国楼市在事实上的影响，显然也是表里两层皮：表面上表现为楼市产易量的大幅下跌与房价下行通道形成的强烈预期，实际上则是，通胀预期引诱下的强烈的购房诉求，一部分受到限购政策压抑而被迫退场，一部分则是在怀着对房价下跌的期待中选择观望。但不论是“被退场”还是“被观望”，这些人的购房诉求之强烈程度却从未得到过稀释。“看涨”房价心理与“唱跌”房价的外表之间形成一个矛盾体，怕是身处其中的人都有“明立牌坊暗当婊子”的惶恐与无奈。

对于这种矛盾，笔者以为其深层次成因仍然是大量存在于我们社会各个领域中的歧视性制度“作祟”。比如，劳动市场上的身份歧视和就业歧视。政府行政事业等正规单位的用工，实行明显的户籍歧视、身份歧视及其它各种歧视，而且在同一单位内部，对做相同工作的人按身份不同，实行差别极大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再比如，由于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应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的身份歧视，农民工在劳动就业市场上天然处于二等公民的劣势地位。教育歧视导致在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难以享受到当地学校提供的正常教育，学区房的房价更是因为义务教育的有限名额而成了香饽饽。

而在这些由历史传承而来的思维惯性沉积而成的歧视性制度之中，对城乡居民的人为割裂和身份歧视是最为严重的不平等。近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中致辞中提及的包容性增长概念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所谓“包容性增长”，即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其中包括“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等要素。

在此，我们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今天我们提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绝不是对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施舍和怜悯，而只是恢复他们本应享有的、而在过去一直被剥夺和侵犯了的权力/权利。对于那些利用资源垄断和制度垄断获得暴利的群体给以科学、合理的调控并加以相应的制度约束，是我们现阶段的制度建构与改革的核心与重点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