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自身的内在特质,或者说它的性质和功能也因此发生变化。本文将这一问题按时间线索一分为三:第一,传统的指导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如传统文学生产、文学教育、审美阅读)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第二,现代的诱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如商品经济、媒体叙述中的各种诱惑)的产生和演变形式。第三,新生的自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如各种新媒介中的文学生产和阅读)的现状,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和转化关系。
传统的指导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
传统的指导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是分析当下文学生态的基本起点,也是分析文学生态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基本起点。它的主要对象,是各级文学管理机构的管理方式,以及相关的主导性文学生产方式、接受状况,以及作家的生存方式等。
这一机制主要包括了几个问题:1.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学管理机构及其成员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办公室、书房、基层、生产“车间”),这种传统的、纯指导性或者计划性的文学生产方式,是1949至1976年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中最重要、甚至是惟一的形式,其产品属于“统购统销”型,并不考虑“接受”问题。如今,这种方式濒临消亡,只有在特殊情形下还会昙花一现。2.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文学生产方式,出现了与经济生活领域相同的变化。我将其归纳为4种新的生产方式,类似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企业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订做、补偿贸易)。这种生产方式,与前27年纯计划性文学生产存在根本的差别,即这种生产方式中有专项资金的介入,专职作家能在基本收入之外获得一定的资金补偿。下面对这4种过渡时期文学生产方式进行说明。
第一,文学的“来料加工”,首先是根据特定的阶段性任务,组织作家下基层体验生活,然后对收集来的具有“典型性”的乡村城市、厂矿企业的第一手生活素材,按照事先设定的价值“图式”进行加工,形成文学成品。
第二,文学的“来件装配”,就是对一些已经出现的“粗料”或“半成品”(比如主流媒介发布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方针政策等)进行文学组装,将政治、政策、宣传等的逻辑转换为“美学逻辑”,融进完整的叙事结构和情节之中。
第三,文学的“来样定做”,是指面对突发事件的文学突击战。其加工程序是,参照给定的样本(即已经存在的经典,比如《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等)进行文学生产。上述三种产品,基本上由国家“统购统销”,并不指望市场。
第四,文学的“补偿贸易”,就是“计划性”相对较少的“个人创作”。所谓“补偿贸易”,就是作家在不具备必要的生活和创作基金的前提下,由国家提供这一资金,作家用一生的文学产品作为抵押的一种文学生产机制。作家必须用自己创造的符合“主流美学”的产品,去偿还个人文学生产所必须的前期投资和借贷。事实上,文学“补偿贸易”中的前期投入并不充分,为了得到更多的补偿,个人的文学生产必须符合另一种质量检查机制(由文学管理机构制定的额外奖励机制),否则,他们只能另谋出路。总的来说,“一补”比“三来”的生产过程要相对自由一点,但大量“不健康”的文学信息就是在这里混进文学作品之中的。
文学生产的“三来一补”流程,不是谁想加入就能够加入的,这种文学生产模式,具有选择上的非对等性,入选的主动权并非个体,而在文学管理机构。那些不能顺利进入主流文学管理机制的“在编”作家,便成为“双轨制作家”,由国家和市场对他们的文学生产和生活进行双重补偿和限制。新世纪以来,传统文学管理机构进行了改革,传统生产体制之外,产生了以“项目管理”为基础的“签约制作家”机制,重在“产品”质量管理,降低了管理成本,产生了相对较好的效果。
但无论如何,这种带有一定计划经济色彩的文学管理和文学生产方式,都与市场经济和文学的商品化有着根本的差异。他们都是在从事一种“意义生产”,而不是符号的经济学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