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这里也就涉及到一个概念，怎样理解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提到的“当日”的问题。蒂博代以褒义的感情色彩论述了“当日”观点的重要性。是说当日沙龙里贵妇人的观点——在他的时代算是最有效文学读者，之所以比文学史家、文学教授的更可信，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贵妇人并不先管文学的起承转合，她们拿来讨论、漫谈的文学，一般与身边现实有密切关系。经过很好地结合身边现实，文学是否有感染力的问题，可以跨过教授先生们的高深理论，直接由现实中的日常生活来反证。不言而喻，蒂博代显然是厌倦了他所处的时代教授先生们的文学态度，相比之下，觉得贵夫人的沙龙虽然不那么有“理论”，但她们毕竟能把文学与活人联系起来，那么，如此能被当日观点激活的文学，一定程度就能给每日以生命。因为在蒂博代那里，文学在学院知识分子手上已经因束之高阁而脱离日常生活内容了，是当时的贵妇人们使文学回到了它应该回到的地方。

　　时下中国文学批评界的一个突出问题，表面看来的确是当日观点下的文学，然而深究一步，这个当日却不是意义生活或价值生活的“当日”，而是当日文学的新闻、新闻层面的文学。

　　什么意思呢？第一，只重视当下出产的作品、出现的文学现象；第二，只注重当下名作家的作品。这样一来，对以上两种情况，便模式化地形成了这样一个论评思路：对名作家作品一般冷言冷语、冷嘲热讽，有时候纠缠于文本形式主义的挑刺，顿时使人感觉批评怎么就到了用嘴咬以维持生计的地步呢？对新作品、新现象毫无保留地一揽子拥抱，甚至把新等同于创新、等同于希望以至于视为所期待的新经验。这里面的运思逻辑很清楚，点名批评、恶语相加，其实表达的是文学批评之所以为批评的勇气，用流行话说，是以对名家作品的“苛刻”支撑批评的尊严。同理，拥抱新人新作新现象，一个垫底的批评尺度，不外乎以此来表达批评的宽容和大度。

　　名家新作有没有可批评的地方，有，而且大大的有；新作新人新现象有没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有，也是大大的有。探讨这个问题显然是个伪命题。关键是，我在这两个极端化的运思当中，体味到的不是批评之所是，而是批评之所非。换句话说，当批评集体无意识般地仅对名家新作可能产生的市场效应进行权衡认定时，当对新东西不约而同地报以体恤的掌声时，批评所遵循的完全是新闻报道的逻辑规律。因为什么呢？1.一般来讲，名家新作一旦出炉，杂志、出版社都有“安全消费”的充足估计，即以保险的平均值购买产品并形成抢占市场份额的垄断架势，而批评者正是明里暗里参透了这一点秘密，进而反其道而行之，专打市场最嚣张的看点，构成文学规律上的“反高潮”，批评敢于说“真话”、与市场保持距离的意识形态于是得体地建立起来了。也就是说，在这里批评实际是以非文学研究心态实现了掌握批评话语权的转换，达到了把文学及其批评新闻化的目的。2.这里的“新”特指在“80后”、“90后”中所选的“新”，毋庸质疑，这是对当年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发迹经验的“路径依赖”。所谓新，必须具备与大众消费心理吻合、合拍的元素，而不是拗着这一心理预期的任何阐发。它们可以没有文学所应有的所有稳定性，但不能没有“闹”、“搞笑”、“损人”、“自恋”、“玄幻”、“穿越”、“吐槽”、“灌水”等条件。当然，最好是发现了或者发掘出了人性的某些惊人之处、人生的某些猎奇地方。如此，才方便于以新闻标题的形式一句话道出那么一个格言警句式概念。这意味着，对新的批评，其实就是以文学经验的名义合情合理地书写人生的稀奇古怪和人性的玄幻传奇，并把它们主题化、理论化。

　　为具体起见，也为着建立切实的语境，要明白晚近我们的文学价值观究竟徘徊在什么位置，几位我认为信得过的批评家的“综述”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大致是，其一，致力于经营人生的精致趣味、打磨人性中所谓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小情调和小哲理，这一点打通了、想明白了，人生和人性的疑难也就迎刃而解了。其二，把“内在性”生活缺失的病根追究到当下中国人信仰的阙如上，于是，主角所能做的就是左冲右突去求证信仰的威力。其三，叙事视野限定在第一人称“我”的掌控之内，然后发掘我之所以不能的内在原因。结果不出所料，原因找到了，原来阻碍“我”之所以不自由不平静的一切障碍不在别处，在“我”人性的不够旷达、没有放下，直接说，在于“我”的欲望太大。

　　零碎的价值诉求整合起来，其实正是当下批评不遗余力、不约而同奔去的那个终极目的。首先，有了这样一个安全的、认为正确的方向，批评的任务于是变得非常微观、具体，或者说很及物。这就是以迅捷的反应、大胆的个人观念，给作品的人物塑造“把脉”、给作家的写作技巧开药方。总结一下批评的普遍性理路，无非是什么叙述不严谨、结构不严密，什么人物穿帮、主题模糊，什么古典主义中掺杂着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中混杂着现实主义，等等。不信，你认真读读涉及到《蛙》《一句顶一万句》《我是潘金莲》《高兴》《带灯》《六人晚餐》等论评频率极高的评论文字，有哪一篇不是在句读层面下功夫、做文章？又有哪一篇不是在认同该作品价值观的前提下替编辑的工作着急？其次，它们既然差不多都认同此种普遍性价值观，那么，它们所期待的理想文学蓝图——所谓名家新作中表现得慢的、滞后的、老土的和不新潮的、不直接的、不反叛的，以及半遮半掩的，不很容易到新人新作新现象中找到知音了？两种本来分布在价值两级的批评，终于实现了大汇合。原来对名家新作恶语相加、冷嘲热讽，不是基于当下人文精神的一般状态，特别是社会结构中的某种令人震惊的断裂而发，而是为着批评的批评，因为惟有想方设法躲着“政治”，才方便于佐证以上所说的终极目的。对新人新作新现象的极尽褒扬，亦不是为着、基于已有文学史基础上的突破、深入，只不过仅仅为了扩充文学版图、增大文学扩容量而已。至于批评是不是揭示了某种流行的写作程式，是不是反思了某种看起来新实则是《聊斋志异》《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的模式套路，如此这些，差不多都不在今天当日批评的视野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