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不妨以2004年至2007年在《百家讲坛》上特别走红的三位学者（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之生平著述情况略作分析，看看能发现怎样的秘密。

    阎崇年，1934年生，山东蓬莱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长。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和《燕步集》共4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天命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古都北京》等11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北京史论文200余篇。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与邓晓芒合作）等著作。近年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以及《帝国的惆怅》等。

    王立群，1945年生，山东新泰人。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当时称“河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山水游记研究和《文选》研究两个方面。著有《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现代〈文选〉学史》、《〈文选〉成书研究》。

    从以上资料已可大体看出，阎崇年先生无疑是一位清史研究专家，但其研究兴趣大都集中在史料的开掘与整理上。如早期文章《清入关前满洲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4期）、《清代满族词人纳兰性德》（《前线》1984年第6期），中期文章《戚继光籍贯考》（《文史哲》1991年第3期）和近年文章《于谦后裔的文化轶事》（《紫禁城》2001年第1期）等，大都是对历史知识、人物掌故等方面的介绍、考证、辨析。易中天先生的主攻方向是美学、文艺学研究，这从其学术著作中已可见一斑，从其发表的论文中亦可发现其逻辑线索（如最早的论文是《刘勰论美的原则》，《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其后有《重新寻找文艺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江汉论坛》1987年第3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与展望》，《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走向“后实践美学”还是“新实践美学”》，《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论审美的发生》，《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等）。这一研究谱系表明，易中天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美学、文艺学研究中尽管成绩不算突出，但也呈现出一种形而上的思考，但《百家讲坛》开发出来的却是他另一知识谱系（如《品人录》和《帝国的惆怅》）中的东西，而他这方面的研究与阎崇年的路数亦大体相似，即也是重历史知识的介绍和辨析。相比之下，王立群先生的研究似更有其学术含量，这从他代表性论文的发表规格上可略见分晓（如《周贞亮〈文选学〉与骆鸿凯〈文选学〉》，《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文选〉成书考辨》，《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超越旧成说开拓新领域——关于〈文选〉研究的断想》，《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文选〉次文类作家编序研究》，《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但他无疑也是一位知识型、考辨型的学者。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上述三位学者的著述情况，是因为我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从其专业背景、学术旨趣、研究路径等方面看，他们都是学问型学者，而不是思想型学者。学问型学者重知识的累积，重史实的考辨；他们经过长年累月的积淀或许可以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但其学术研究却并不具有生成思想的功能，或者毋宁说他们的学术研究路径已经掐断了学术生成思想的可能性。这样的学问型学者做好了可以成为钱钟书式的人物，通今博古、满腹经纶；做不好只能成为匠人。而思想型学者既能让思想照亮学问，又能让学问滋养思想，他们不光是专业领域中的领跑者，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的思考者和发言人。于是既有专业修养又有现实关怀，既能在专业领域中说话又能在公共领域中发言等等，就成为思想型学者的主要特征。“五四”时期鲁迅、胡适是思想型学者，1950年代至1960年代陈寅恪、顾准是思想型学者，1980年代高尔泰、李泽厚是思想型学者，1990年代李慎之、钱理群也是思想型学者。他们的思想溢出了狭窄的专业范围，成为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宝贵财富。

    然而，《百家讲坛》所选中的学者却大都是学问型学者，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是这样，其余如刘心武、于丹、纪连海、毛佩琦、孟宪实、马瑞芳、隋丽娟、马骏、康震等人也莫不如此（有的甚至连学问型学者也算不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我们固然可以说是《百家讲坛》节目定位的结果，但是却也传达出一个重要信号：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状况中，电视其实是拒绝或者排斥思想型学者的，它们不可能给这样的学者提供一个展示其思想的平台。与此同时，由于央视及《百家讲坛》强大的传播功能，它又给公众造成了如下假象：所谓的学者就等于易中天或于丹，他们伶牙俐齿会“说书”，但是却没有思想。当然，话说回来，公众也不需要什么思想。有怎样的消费大众，就会出现怎样的文化产品。《百家讲坛》再一次证明了这一说法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