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走笔至此，我们便可以对陈丹青先生的说法做出回应。陈丹青力陈占领媒体的重要性，并以西方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为例加以说明，以此证明中国学者上电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宽泛的意义上看，此说法显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却又很难经得起严格的学理追问，因为它抹平了中西两种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差异，也模糊了两类学者的区分。由于陈丹青提到了萨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而萨特与媒体之间的交往又具有典型性，我们便不妨以萨特为例略加分析。

    萨特与媒体的关系确实特殊，在他的思想生涯中，他确实深度介入到各类出版物（如杂志和报纸）之中，也与无线电广播等媒体有过少量的亲密接触。1945年，他与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创办《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从而团结了一批知识界人士，《现代》也成为法国知识分子左派的大本营。从1944年到1980年，萨特也在《战斗报》（Combat）、《费加罗报》（LeFigaro）、《解放报》（Libération）、《快报》（L’Express）、《法兰西晚报》（France-soir）、《新观察家周刊》（Lenouvelobserva-teur）等报纸发表过大量专题性的时政文章，1970年至1974年，他还担任过革命性报纸《人民事业报》（LaCauseduPeuple）、《我控诉》（J'accuse）等的主编或编辑。与平面媒体相比，萨特对广播电台的介入比较轻微，其介入通常被概括为四个时段：第一，1947年创办《现代论坛》（TribuneLesTempsmodernes）广播并在其上发表9个广播讲话（有《戴高乐主义与法国人民大会党》、《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危机》、《工人要求的真实含义》等）；第二，于1950年录制《法兰西命运》（L’AvenirdelaFrance）的广播讲话；第三，1968年“五月风暴”的高潮中，接受“卢森堡广播电视台”（Radio-TélévisionLuxembourg）的访谈；第四，1973年，接受《透视》节目（Radioscopie）尚塞尔（JacquesChancel）的采访，意在宣传介绍萨特等人自己创办的《解放报》。在对所有媒体的介入中，萨特与电视的关系最为疏远和冷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萨特之所以远离电视，不愿意以个人的身份在电视上露面，部分原因在于他害怕给人造成一种支持某个官方组织的印象，而根本原因则是他意在以此行动反抗法国政府对视听媒介系统的垄断控制。1974年至1975年，在法国电视二台的反复劝说下，萨特终于同意以他本人的讲述为中心，创作一部10集的电视系列节目，以此呈现一个世纪的历史状况，但是由于种原因，此节目却胎死腹中，并没有做成。

    从以上的简要梳理中即可看出，萨特在他的有生之年，确实最大限度地投入到了与媒体的交往之中。而之所以他会做出如此选择，主要是因为早在《什么是文学？》（1947）的长篇论文中，他已形成了如下清晰的观念：书有惰性，也谈不上通俗化，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读者群，作家必须学会为“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广播、电影、社论、新闻报道等）写作。因为它们根本就不需要注意通俗化：“电影本质上就是对人群说话的，它对人群谈论人群及其命运；广播在人们进餐时或躺在床上时突然袭来，此时人们最少防备，处于孤独的、几乎生理上被抛弃的境地。今天广播利用这个情况哄骗人们，但是这一时刻也是最适合诉诸人们的诚意的时刻：人们此时不扮演自己的角色或者不再扮演。我们在这块地盘上插上一脚：必须学会用形象来说话，学会用这些新的语言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19）可以说，萨特本人正是他之所谓的“征服”、“使用”大众传媒的实践者。而由于萨特的介入，媒体也在很大程度上或者焕发出光彩，或者有了一些改观。西里奈利（Jean-FrancoisSirin-elli）在谈到萨特创办并主编的刊物《现代》时指出：“杂志既是知识界的心，又是知识界的肺，一些更为持久的精神时尚和思想现象，有时就是在杂志上得以形成和传播的。”“杂志能使他成为另一种类型知识分子的代表，能帮助他向别人灌输自己的思想。因为一般说来，控制一份杂志，是获得成功的另一种有效手段。由于期刊的特点所带来的灵活性，以及‘（它）所刊登的文章的思想同一性’，杂志理所当然地成了‘在文化和思想领域里最适合影响别人的工具’。”以上说法虽主要是面对杂志而言，而杂志作为媒体又有其特殊性，但毕竟能在一定程度上管窥萨特影响并塑造媒体的一个侧面。

    由此看来，萨特介入媒体显然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但为什么萨特能获得成功呢？他的成功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萨特如此看重和介入媒体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外还有怎样的深层动因？若想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我们大概需要考虑如下几方面的因素。

    首先，萨特的成功就是因为这个人是萨特，而不是阿隆（RaymondAron）、梅洛·庞蒂或加缪（AlbertCamus）。由于存在主义在“二战”之后已成为法国的一种重要的哲学/文化思潮，由于萨特是法国存在主义的发明者和阐释者，萨特也就成为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一位卡里斯玛人物。而1950年代开始的“冷战”氛围、萨特越来越左的激进立场，又使他成为一个斗士般的人物。这样的人物登高而呼，应者云集，他本人的思想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源，成了被许多媒体关注的对象。所以，一旦他介入媒介，就没有他不敢说的话，也没有他做不成的事。1960年，萨特因站在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一边而遭到法国右翼分子的攻击，他们在游行时喊出了“杀死萨特”的口号，目的在于向政府施压让当局动手。而戴高乐则说：“那些知识分子，让他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们不要去捉伏尔泰。”可以想见，连总统都惧怕三分礼让三分的人，他该具有怎样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也应该是他介入媒体时的重要资源。

    其次，萨特的成功固然与他自己的不懈努力有关，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那种相对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萨特介入媒体的时间（1944—1980）虽然正好与国家垄断广播、电视的时间（1948—1982）大体相当，（22）但国家对平面媒体的管理却相对宽松。唯其如此，《现代》杂志才能创办并成为产生巨大影响的刊物，《人民事业报》、《我控诉》、《解放报》等左派报纸也能在1970年代顺利出版发行。而有了这样的杂志和报纸，萨特便等于有了一块阵地。他的许多激进的、甚至是反政府的文章可以轻易面世（比如，1972年10月，萨特与《人民事业报》的同事写了一篇《我们控诉共和国总统》的文章，并在《人民事业报》第29期增刊刊出），以他为首签名的呼吁书、请愿书亦可很快进入公众视野。即使报纸由于其激进言论被当局查堵，他们还可以斗争；而斗争的胜利则进一步扩大了报纸的影响。在萨特所面对的那个时代，或许他觉得当局已非常专制，但在今天看来，萨特与他的同人还是享受到了相当充分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可以说，这样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萨特和他的媒体。

    第三，当萨特没办法改变媒体的现状时，他则以拒绝合作相抗争，以此表明一个作家／学者的姿态和立场。他的远离电视很大程度上便可说明这一问题。即使他愿意与国家垄断的电视台合作，他也依然突出的是他及他的作品的主体地位，而绝不会服从电视台的制作意图，任其宰割。这从他给电视二台长巴塞尔·朱利昂的信中可见一斑。在这封信中，萨特强调他所搞的10集电视节目是一个戏剧节目，而并非电视纪录片，因为“我们没有声称要考虑到这段历史的所有事实：我们所追求的不是文献式的客观性”；“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要运用各种美学手段：象征手法、抒情风格、真实再现、戏剧场面、材料的借用”；“因此，我认为，这一作品只能被看成电视戏剧节目，完全不是纪录片”。这封信中的遣词造句以及它背后所隐含的理性思考和逼人气势，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学者与媒体交往时不妥协、不退让的精神气质，只有这样的气质才可能改变或塑造媒体。

    第四，更重要的是，萨特之选择、亲近、介入媒体并取得成功，其实还隐含着作家、学者身份向他所谓的“新知识分子”身份转换的诸多秘密。萨特的哲学是选择行动、承担责任、召唤自由的哲学，萨特所期待的文学样式是“实践文学”，所以他不希望作家为“度假的灵魂”写作，他也看不起班达（JulienBenda）所谓的旧的学者／文人传统——以“思”为其基本特征，以“忠实于理想”为其基本信念。他所寄予厚望的是能够投入战斗的“新知识分子”。若要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自己必须首先行动起来；而介入、征服、使用大众传媒便是付诸行动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萨特本人的身先士卒如今已可做出如下理解：他的介入首先使自己变成了一名“新知识分子”，进而也为后来者营造了一个对抗的话语空间。既然萨特已做出示范，作家集团和学者集团为什么不能在他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呢？因此，这种行动表面上是介入媒体，实际上却是成为“新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明乎此，也许我们才算真正吃透了萨特之所以行动的价值和意义。

    一旦从萨特倡导介入的历史语境回到中国当下的文化现场，我们就会感到空前的失望和沮丧，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所有在萨特那里的主动介入，在我们这里都变成了学者的被征服。重新进入《百家讲坛》的思考中，这一问题也就看得更加清楚。走上“讲坛”的学者一旦被娱乐选秀的方式选中，差不多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喜气洋。他们不敢像萨特那样行使拒绝的权利，也不敢像萨特那样与电视台讨价还价，进而去张扬自己的主体性。而经过《百家讲坛》这架“魔鬼之床”的修理后，他们又全部变得心服口服。出名之后是出书，然后就是与电视台的利益共享和风雨同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们有着良好的“合作”意识，也能享受到被征服之后的巨大快感，却唯独没有萨特所谓的介入意识、疏离意识、拒绝意识和讨价还价意识。为什么进入《百家讲坛》的学者被萨特的神灯一照大都显得形象萎缩形迹可疑？因为他们都不是萨特所召唤的知识分子。如前所述，他们是学问型学者，他们本来就缺乏成为知识分子的先天基础，而我们现在的电视环境又在不断删除知识分子的思想锋芒，淡化知识分子的思想底色，结果，他们就一个个变成了能够娱乐大众的“知道分子”。

    很可能，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由此看来，陈丹青由易中天的节目联想到西方知识分子的媒体实践实在已走得太远，因为这两者天壤之别，存在着巨大的错位。你能让一个“知道分子”去做知识分子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