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很早就主动放弃了公司的股份，2005年你的年薪才只有60万，现在你是A股年薪第一高的董事长，1560万，万科的股权激励也在进行，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王石：2005年，我们销售额才120亿，去年1400亿，这首先是规模概念。第二，2005年的ROE(净资产收益率)才多少，现在多少?

我们最好用理性工具来分析一下，逻辑很简单，当时我不觉得我的低，现在我不觉得我的高。从2005年到现在，还没有十年，但实际上万科是走了很大的弯路。在那个时候，经营规模没有万科大、经营能力也没有万科强的老总工资可能拿600万，但他们再也上不去了。为什么?他的规模上不去，黄金时间也过去了，理所当然要减少，而万科一直在增长。

万科现在对高管真正的回报是期权，工资都是小意思。但是万科发期权，既可能得到了上亿的好处，也可能颗粒无收。万科对自己人非常严苛，我们现在的期权和公司业绩、经营的增长是非常密切联系的。

我当时就值那个价。现在带承包性质的，我超过完成多少，给我提成多少，也没说给多。我们去年交税就交了140亿，这样的董事长在美国至少1400万美元。我当年就把股份放弃了，我和团队是共进退的，不能说是给我很高，下面人给很低。我跟郁亮差得不是很大，郁亮和下面差得也不是很大。我们非常坦荡，该交多少税交多少税

所以我非常同意从方法论上来把握万科，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命题。不要谈大道理，就从方法论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这样去做。

人物周刊：你刚才提到跟郁亮的关系，你交往过非常多的中国企业家，我想请你分析下什么时候，中国的企业家能过了权谋这一关，要等到你们这一代人都退去吗?

王石：不知道。关于这方面，我是个另类，我想中国需要一百年?

人物周刊：那就不止是你这一代人过去，连我这一代人也要过去了。

王石：那当然，三代之后吧。第一，要不要改，我觉得需要。第二，更需要时间。所以急是不行的。

人物周刊：说到底还是向西方学习的一个过程。

王石：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西方的产物。短期来讲，权谋马上见效，但从长远来看是浪费资源。如果要改变文化，就相当不容易了。

王石称，如果没有2008年，去年我也不会处理那么从容。比起2008年，那算什么？不就是红烧肉，说来说去嘛，还有什么？去年那个“红烧肉”，被消费被娱乐，但终究证明你这个人在社会上影响力还在，我接受你们采访本身在增加影响力，而不是在减少。

三、红十字会要对郭美美事件有个交代

人物周刊：如果今天让你给红十字会提建议，你会说什么?

王石：红十字会是官方的，但基本是一个国际的非盈利的NGO组织，和传统的那种完全是官方派生出来的NGO有很大不同。它的作用非常大，它的能量、覆盖率、扮演的角色，是没法取代的，而且还是国际上的联盟。如何取信，很简单，透明度。

人物周刊：5年过去了，似乎改变不大?

王石：现在还要说透明度，再有就是要对郭美美事件有个交代。红十字会的组织系统和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用，是中国的损失，这应该是非常明确的。

人物周刊：我们也希望红会采购物品不要比市场贵几倍，也别用到不该用的地方。透明度能解决问题吗?

王石：应该就可以避免了，NGO组织有NGO组织的逻辑。贪污腐化什么社会都有，包括透明国际排前面的挪威、丹麦、芬兰、新加坡，照样有贪污，只不过是程度多少。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NGO的问题。这是中国从传统、近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问题。给你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为什么中国的一些企业在国际上容易被攻击，说你有军方背景，如果这家企业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可能就比较容易来辩解，不透明，就没法说。

如果你的市场是国际化市场，显然成为上市公司是非常重要的。有会计事务所来审核，每年披露报告，甚至有公司专门狙击你、做空，各种考验。为什么万科到美国投资非常容易呢，我们不是一个美国上市公司，但我们发B股，虽然B股已经没有什么发展的余地，但是每年都要到香港去路演，每年都要在国际舞台披露信息，每年都要到华尔街和波士顿的老基金去解释，因为他们手头拥有你的B股。

人物周刊：这次雅安地震以后，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在公益上的表现和汶川相比，差别不大，好像这5年来，中国企业做公益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王石：在我看来，改变还是相当大的，应该说比第一次要冷静多了。以万科为例，我们还是200万，没有说马上要改500万、1000万，没有像第一次捐200万弄得灰头土脸。

第二次要比第一次冷静得多，一些外资企业急于马上表态，那是有，总量来说少。尤其从现金来讲，据我了解还没超过10亿吧。

人物周刊：你在书中含蓄地提到有些中国企业的民族主义问题，你们这一代企业家汇聚了几代人的精英，为什么遇到困难时还是会马上想到民族主义?

王石：爱国主义很容易变成民族主义，比较狭隘。没什么不好，但狭隘了就有局限性。中国经济过去一直是封闭的，改革开放，加入 WTO，显然仅停留在民族主义上是不够的，必须是国际主义。中国文化有局限性，香港是一个国际港，香港上一代的企业家，上至李嘉诚、邵逸夫，基本上他们的公益慈善是局限在中国人身上。就没有国际主义的成分。你如果以全球为市场，慈善公益也应该是全球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