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所以说，还是时间问题。

王石：对，要过这一关。

人物周刊：你不觉得做好产品才是真正的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说你捐多少钱的问题，尤其是经历了三聚氰胺事件。

王石：有联系，但还是不要混为一谈。企业首先要对产品负责，这和社会责任有联系，但还是要分开谈。无论你企业做得怎么样，做公益总是好的。你不能说企业还有伦理道德问题，就没有资格做公益，还是不要问动机。从技术层面来讲，不要去问道德，不要问你的钱怎么来的。能做善事，有怜悯之心，会反过来影响他的一些决策。

第二点谈到企业的产品责任，这是一个行业的选择问题，他这样做迫不得已，因为这个社会就这样，对不对?万科不行贿，这是个选择。你完全可以有理由说大家都在行贿，行贿成为潜规则，你不行贿怎么存在下去呢，这可以成为一个理由。但对我来讲，这不能成立，我宁可经营不下去。

三聚氰胺当年是一个科学发明，中科院下面的一个三等奖，成本竞争的压力加上市场的需求，突然这样地旺盛，就像挖个坑就能赚钱。换句话来讲，在企业道德上，最起码乳业并不比房地产业的道德更低。

自由市场经济下企业家如何成熟，你不能对他们太苛刻，应该多看他们的闪光点。从社会心理学上来说，人都是一半天使、一半魔鬼，看你往哪方面引导。中国很多时候就用伦理道德来判断，对中国企业家始终是道德批判，工农兵学商，放在最末的位置，骨子里是这样一个东西。

王石称，如果没有2008年，去年我也不会处理那么从容。比起2008年，那算什么？不就是红烧肉，说来说去嘛，还有什么？去年那个“红烧肉”，被消费被娱乐，但终究证明你这个人在社会上影响力还在，我接受你们采访本身在增加影响力，而不是在减少。

四、让农民工进城是最大的改革红利

人物周刊：有政治家提出要让普通老百姓分享到改革的红利，这当然很好，但在中国，会让人担心如何把分享改革红利和培育这个国家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对接起来?

王石：这不是一个比较关系，你可以理解富人财富太多了，重新分配，你也可以理解为税收太高。

人物周刊：你觉得改革红利应该怎么分享?现在中国出现新的移民潮，你劝大家别移民。

王石：移民是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问题。真正的红利是如何让农民工变成城市人，就以北京为例，如果你现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变成北京城市户口，北京城里人一定反对，小孩上北大清华的可能性要小多了，首先他们就不接受，还谈不到企业家，真正的冲突是在这里。

人物周刊：你是指平权吗?

王石：这和平权没关系，和民权有关系。我们知道美国在60年代黑人的民权运动，就是黑人和白人有同等的权利，同等坐车、上学、去餐馆吃饭，这是最基本的，是你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在中国何尝不是呢?我们不是黑人和白人，我们是农民和城里人。农民进了城，在城里创业，在城里纳税、创造价值，孩子不能享受一样的上学的待遇，看病时不能一样，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不平等。一个是一等公民，一个是二等公民。

人物周刊：这是你的中国梦吗?

王石：这不是我的中国梦，这难道是梦吗?我不用做梦，这就是现实。在我来看，首先让农民和城里人一样平等，这个社会真正的进步，才能说上开始。不改的结果你想想，两三亿农民工的后代，他们也回不到农村去。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城镇化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之前强烈反对造城运动。

王石：我只能说很清楚现在城市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这是当务之急。第二个你从方法论上来讲你可以简单算个账，平均下来差不多一个农民工要变成城里人，福利差不多是20万，3亿农民工，这个是天文数字，政府再不缺钱，也是不可能的，但比如说已经在城里打工10年的，正经交税5年以上的，可以先成为城里人，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这是渐进的、分批的。

中国农民工，只要看得到希望，他不会对城里人造成那么大的冲击。中国农业税不就一个红头文件解决了吗?你算算收益，不就是500个亿吗?为收这500个亿的投入都不止500亿。

从某种角度来讲，你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讨论没有什么意义，你不如来做好企业，对社会进步才是推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两边峭壁上面的一股股潺潺的流水汇聚起来就是滔滔江水，你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人物周刊：可是你看现在报考公务员成了大学生第一选择，报考人数一年比一年高，这个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似乎越来越稀缺。

王石：你从经济角度来讲，它是个效率问题。研究日本很有意思，日本也是这样，左-右-左-右(小幅度手势摆动)，中国是这样左——右(大幅度手势摆动)，幅度要大得多。

从历史角度看，我不相信国进民退会继续下去，因为不符合全球一体化，不符合商业逻辑。我提出的问题是在下轮的国退民进时，企业有没有做好准备。我和很多企业家交换过看法，这是我的看法。国进民退我们的销售额还1400亿，如果国退民进了，你还想怎么着啊?

人物周刊：如果说登珠峰代表了人生的高度，你所理解的人生宽度是什么?

王石：我过去是把登珠峰当成一种理想境界，所以准备三次登珠峰。第一次上去2003年，对我个人意义非常大。2010年第二次，个人理想和环保生态结合起来，做零垃圾排放。当然想着70岁的时候再登一次。

2011年到哈佛之后一年，就决定放弃第三次登珠峰，不是觉得头两次没有意义，而是到哈佛学习，对自己有重新审视重新认识，感觉到在追求知识方面，尤其在东西文化交流上，还需要很多学习，而且挑战完全不亚于登珠峰。学习到什么时候算是有个尽头?在哈佛，除了第五学期，学习之外没有时间，就是公寓到校园。如果要准备第三次登珠峰，保持状态至少每年要登一座8000米的山峰，还得6000米啊4000米啊实施训练。

我权衡了一下，按照现在的学习计划，不能登山。人生有比较的时候，你必须有所放弃。我非常明确学习知识的目的，为了个人修为，同时你要用到生活当中。

我给自己定位是“百战归来再读书”，读书是为了去当老师。中国未来的希望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希望在教育，但是你看现在教育的现状。我希望和更多年轻人去交流，而不是像泛泛地讲两个小时拍拍屁股就走了那种。

人物周刊：那你想过会用什么样的方式退出公共视线吗?

王石：这本身是个悖论，我退出总经理，一直希望在商业上，郁亮他们扮演我的角色，很多NGO和行业协会希望郁亮来扮演过去我的角色，但从社会世俗来说，都觉得应该是董事长对董事长啊，你怎么弄个CEO.接受你们这样的媒体采访，如果不是朋友安排，我基本是不会接受的，我有退出视线的想法。

去年那个“红烧肉”，被消费被娱乐，但终究证明你这个人在社会上影响力还在，我接受你们采访本身在增加影响力，而不是在减少。

我喜欢拍广告，不是免费的，广告费捐给泰国做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治疗的。

就人生来讲，一定要明确几点：你在社会的影响如果别人能扮演，你最好不要扮演，因为到了这个年龄，年轻人取代老年人，这是逻辑规律。

我在哈佛的学习对这社会是有进步意义的。现在有很多企业家也说想去学，我听了非常高兴，因为我让更多企业家去学习、去掌握方法论，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是有好处的，所以说你有影响力也没有什么不好。

如果没有2008年，去年我也不会处理那么从容。比起2008年，那算什么?不就是红烧肉，说来说去嘛，还有什么?

人物周刊：是啊，有什么呢?

王石：就是对你的隐私感兴趣嘛。(长时间沉默)我觉得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特别的时期嘛，千年不遇，简单来讲就是个城市化的过程嘛，你要考虑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