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布斯：你在军队发展得那么好，为什么想要离开?
王健林：军队那时候是个重大转折，邓小平去联合国发言，中国要裁军一百万。那时候军队有三百多万人，也就是裁掉三分之一，而且裁掉的100万里就有60万干部。那时候主要是干部太多，机关太多。我们没有被裁掉，就是降级，我是可以被留下来，因为年轻嘛，我是军队上升比较快的人，但是我一想(我们当时叫“一转”，就是第一批的意思，一转、二转，就是第一批转业、第二批转业)，即使第一批不走，还有第二批、第三批，这连续三年都是往下砍人，这意味着你发展的空间受限制，我想干脆就借势转业算了。
要没有那个机会，我是转不了业的，因为规定是要服务到39岁，那个时候你抓住这个机会，我提出申请也就比较容易就批了。因为我走后的第二年就实行军衔制，就是明确的任职年限，就必须够那么多年，那时候不走的话，可能就是5年、8年都走不了。
福布斯：当时创业为什么对房地产感兴趣?
王健林：我转业回来去了政府办公室，安排的两个职务，一个是市政府查办处，一个在区政府办公室。当时想市政府的那个单位太简单了，领导批下来的你就去督办、调查，落实不落实回来写一个报告，这个太简单了不符合我的性格。办公室那个呢，起码还能涉及行政、财务，还比较符合我的性格，我就去了，去了两年，1986、1987年，呆了两年。
区政府所在的公司出问题，就是领导层集体贪污，几个被判刑、几个被撤职，公司就乱了，无头苍蝇就没人了嘛。而且那个公司比较烂，那时候有600多万贷款，那时候600万人民币是区财政一年的收入——那时候全年财政700万，这么多贷款怎么办?在干部当中，就像招聘一样的，谁有本事把这个贷款还上，这个公司就给谁了。我逆向思维，这个公司如果干得特别好，我就不敢去了，如果我把公司收入降下来就不行了 ;这个公司办得这么烂，随便弄点成绩就比他们强。当时就我一个人想去，没人去，谁都不去，不存在竞争，领导还有点担心。
去了以后那个公司就是搞房地产的，所以我是没得选择，而且那个时候房地产的执照很值钱。不像现在，随便谁都可以注册房地产。那时大连市一个区只有一个牌照，整个大连市6个区有6个牌照，市里有3个牌照，全大连市只有9张牌照可以搞房地产，那个时候签了个承包书，三年把贷款还上。结果公司给我，第一年就蒙中了。第一年去，搞了一个开发，旧城改造，就一下子把这个模式做起来了——那个时候没人想到动迁这个说法——我们是东北第一个搞动迁的。而且当时也没有土地使用权制度，领导批个条，这个土地就给你了。
福布斯：当时那个公司是怎么转变为万达公司?
王健林：四年以后，1992年我去申请改制，叫股份制改造，那个年代和现在不同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特别是邓小平在1992年3月份南巡以后，全国的人都躁动，谁都想去赚钱，谁都想去发展。有市长、区长、当官的人都下海，科学家，我看什么人都做生意去下海。
现在中国有句话叫“92派”，就是中国现在企业家基本都是“92派”，中国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90年代初期，就是92年前后创业的。柳传志、我、卢志强、王石、郭广昌，包括马云，许多精英，有头脑、有志向的人都下海，所谓的“92派”，也就是改革派。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大家记住这两句话。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热潮，也没有中国的今天。国家体改委号召，全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制，没人干，还要开会做动员，我们就提出来，全东北一共就5家公司。1992年改制后，就改名叫大连万达集团，“2020年海外收入达到1,000亿”。
福布斯：你如何看待今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如何展望明年的房地产市场?有什么机会，你怎么去抓那个机会?
王健林：今年市场用两个字形容，就是预期，就是整个老百姓的预期在发生变化，过去每一年的预期都认为房地产一个劲儿地调控，重演，但今年政治局的会议上没有提出控制房价，只是说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所以你看今年，表现出来房地产比较活跃，这一轮的房价上涨，核心的推动因素，也不是经济环境，经济环境也还没有那么好，也不是外部因素。核心的变化因素就是预期改变，人们不再觉得房价是调控的主要目标了。
要看以后的房地产发展，我用两个字，机会。推动城镇化是房地产很大的机会，城镇化不是纯房地产化，但是避开不了房地产，不是简单地去盖多少住房，而是寻找城镇化中新的商机，比如说配套的因素，商业地产、文化的投资、旅游设施的投资，包括医疗、卫生配套方面城镇化起来了，意味着这多方面都有很多机会，我相信接下来中国城镇化是房地产行业的一个很大的机会。
福布斯：今年万达在国内市场与地产有关的投资的总金额大概是多少?
王健林：不算总投资，新增的投资超过1,000亿人民币，明年应该也会维持这个数，可能还会略大一点，今年万达的开工量也创了万达公司的纪录，今年全年，总的开工面积大概超过4,500万平方米，这也是万达历史最高纪录，其中新增加的开工面积就接近3,000万平方米。
|
